中国元帅贺龙

历史的原因，他的部队里有不少亲属和族人。对于他们，贺龙并不给予某种特殊照顾，一样视才任命。这样一来，出现了晚辈当长辈的上级官长的情况。这可使一些人不习惯、不适服。

    一次，中队出操，连长贺佩卿因带队动作稍迟，被营长贺桂如当场训斥了一顿。贺桂如乃贺佩卿之侄，贺佩卿的脸面怎么搁得下？他当场同贺桂如顶撞起来，喊口令解散了队伍，弄得贺桂如下不了台。事后，两个人都跑到贺龙这里来“告状”。正巧，医官贺勋臣也在场。在贺氏家族中，他比贺龙高一辈。见此情景，便对贺龙说：

    “云卿，你这个家怎么当的？非把叔伯老子放到侄孙儿手下当兵？”

    贺龙吻着烟斗，眯着眼说：“勋大叔，你这个医官还不是归我这个侄儿管吗？我们今天是出门带兵。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嘛！”

    接着，回头问贺佩卿说：“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贺佩卿一看不好，这“状”不能告了，马上说：“报告镇守使，我是军人，我错了。”

    贺龙把脸板了起来，说：“承认就好。这里是军队，不是家族，只有上下级，没有叔伯子便。今后规定，上级对下级叫名字，下级对上级叫职务。有不服气的，让他来找我！”

    自此，一律按军纪办事，谁也不敢拿家族那一套为自己争什么了。

    经过这样的整训，部队素质提高很快。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前来视察，见此情景，大加称赞，他说：贺龙“师次津澧，秣马厉兵，土气益励，堪称表率。”’

    贺龙抓住时机，整训待机，这步棋不仅走得准，而且走得及时。过了不久，局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赵恒惕为驱逐建国川军，要兵戎相见；熊克武、汤子模各有所图，南下广东，假道北伐又成泡影。而他，就凭着这样一支经过训练整顿的精兵，使赵恒惕无可奈何。

    这种变化，又一次促使贺龙对自己脚下的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回顾了自己追随孙中山走过的每一段路程，发现每次孙中山发起的革命行动，诸如援鄂护法、四川讨贼、兴兵北伐，开头都颇轰轰烈烈，但最后不是归于失败，便是半途而废。这是为什么？他分析再三，感到不是中山先生的主张有什么错，而是孙中山没有可靠的力量。孙中山身为大元帅，却没有军队，没有枪，而是借用拥护他的那些南方军阀。用军阀打军阀。这些人各有所图，随时可以变脸，所以，在革命过程中，“窝里斗”不断，随风四下飘。今天我打你，明天你又打我；一会儿与北洋政府势不两立，一会儿又向北洋政府拱手称臣，其结果是中国政局总是动荡不定，革命停滞不前。在四川讨贼时，他就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一次，他同刘达伍谈起了讨贼失败的原因。

    刘达值问道：“你觉得广东怎么样？”

    贺龙说：“孙中山是个伟人，老百姓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

    这时，他的思想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也想探求一条新的路。他同刘达历议论过俄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仍坚定地相信孙中山，怀疑也仅是怀疑，对于俄国革命和共产党也并不了解，何况，又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因此，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仅仅象一道闪电，虽很强烈，却稍瞬即逝，因此，一年以后，他还让刘达伍去广州面见孙中山，希望与孙中山取得直接联系。

    现在，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他觉得孙中山在革命要依靠谁的问题上搞错了，虽然，中山先生已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在军事上却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广州政府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心中没有数，但却不信任他们，所以，熊克武邀他去广东，即便有汤子模兴兵相逼，他也不予理睬。

    正在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产生这样那样想法，思想上感到迷们的时候，赵恒惕任命他为港州镇守使，于是，他把全部精力用到了为民谋利上。在澧州，他采取措施全力救灾，整顿金融，开办教育，整治腐败，打击投机，发展生产，真有点子励精图治，造福一方之势。

    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年夏秋之交，法属各县“三月不雨”，遭受特大旱灾。贺龙紧急召开救灾赈荒会议，通过了“买谷备荒案”，决定实行几项措施：1．免除田赋的附加部分，将收来的田赋款项采办粮食，散发救济贫民；2．在澧州设立大米平祟处，实行粮食平价买卖，不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有粮必须随市价卖出，不准待价而沽。当时报载：“贺使近以亢旱异常，为救济米荒起见，伤商会赶急召开各公法团体会议，赶次平祟，借资救济。”“该处决定，定于本月5日开始平祟，地点暂设商会。每日上午6时至12时止，每升米价二百八十文。”3．按会议决定，责成殷实富户，预缴一年田赋的正洪，迅速筹办粮食赈灾，拒不缴纳者，交公署重办。4，号召乡民广种杂粮，并规定，各县不准闲置耕地；严禁种植鸦片，以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