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
毛泽东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和同多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算帐的机会。”
1934年间，蒋介石把共产党赶出了他们在南方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民族复兴”运动。
他认为他已经彻底并永远地打败了共产党。他希望他的“新生活运动”能够像他赢得战争一样“赢得和平”。
但是，他没有赢得战争，他只是把共产党赶跑了；而他的“民族复兴”政策也由于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而石沉大海。
到1933年中期，蒋介石已经同共产党打了6年的仗。作为一个军人，他不断遇到挫折。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四次“围剿”——每次取得的胜利都是区域性的。
他的决心不断增长，这一点可以用数量来衡量。在1930年12到1931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作战兵力；第三次战役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围剿”从1933年4月到10月，这一次出动了差不多50万的军人；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开始——几乎是第四次“围剿”一结束就开始了——蒋介石动员了90万军队，其中40万立即开始了行动。
与此相比，红军的兵力比估计的要多一点，但双方在武器上相差悬殊。
受到正面进攻的江西红军动员了大约18万人，还可以加上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这38万人只有不足10万支枪，手榴弹和装备的供应也不足，而且没有重型大炮。
蒋介石的40万作战部队拥有重型武器并有一支装备有近4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红军设法缴获了几架飞机、甚至俘虏了几个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无法供应汽油，也没有维修人员，因此，共产党没有轰炸机。
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是根据他求胜的需要及迫切的心情制定的。蒋发动第五次“围剿”不只是因为六年来的失败让他难以容忍，还有一个新的紧迫性——因为这时蒋介石认为中日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
蒋介石有几年是依赖德国军事顾问的。
1933年当希特勒取得权力时，蒋介石邀请了一个著名的德国战略家塞克特将军来华。
就是这个塞克特设计了第五次“围剿”的战略。为了帮助蒋介石，他接替了原常驻中国的德国顾问的职务。希特勒显然认为他在中国工作是有好处的，因为1934年初，在他回德国不久，希特勒就派他到中国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早期的岁月里——大约在柏林——罗马轴心延伸到东京以前的七年——纳粹就明显地支持蒋介石的首先消灭国内共产党，而任日本人畅行无阻的政策。
塞克特的战略听起来不错，但代价昂贵。
在他的指导下，蒋介石修筑了几百英里的公路。在苏区外围用混凝土修建的包围圈上，到处都是小型的防御工事。埃德加·斯诺称它为“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掴民党军队乘坐坦克和装甲车，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在江西、福建、湖南、广州和广西等地的外围一次向内前进几百码。然后，他们就去修建新的工事。牢固的包围圈不断收紧。
最初战争打得很艰苦，也很残酷，国民党在闽赣边境取得了两次胜利，击退了红军的抵抗。在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共产党损失了7至10万人，军队分散进入山里。后来十九路军开始在福建起义，出现了几个星期的平静。毛泽东失去了同福建军队联合行动的机会，只好带着他的人撤到赣南一个新的临时根据地。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杀掉了所有被俘的红军领导人。残酷的经济封锁阻断了苏区和邻近各省的贸易。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饥荒，埃德加·斯诺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军伤亡超过6万人。”
1934年5月，战争已经持续了七个月，蒋介石决心孤注一掷。当时，中国卓越的战略家、保定陆军学校前校长蒋百里对蒋的影响很大，他使蒋介石相信中日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
他和蒋介石都认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们所面临的必然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蒋百里制订了一个全国防御计划，准备把多山的湖南省作为备战的中心地区，而云南省府昆明将成为主要的空军基地。接着，蒋介石继续对共产党进行“围剿”。
最后蒋介石认为他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战争进行近一年时，共产党领导人在江西苏区腹地的瑞金召开紧急会议。
曾身患疾病发着高烧的毛泽东此时已恢复健康，参加了10月2日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
会议做出了重大决定：红军将放弃江西。
会议结束后，红军以难以置信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