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起来。1934年10月16日，经过不到两个星期的准备，长征开始了。
大约10万人参加了长征，其中包括男女老幼。红军的工厂都被拆毁，机器由骡子和驴运走。红军携带的东西包括银币、步枪、机枪和弹药。在参加长征的妇女中有毛泽东正在怀孕的妻子和朱德的夫人。
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红军的先头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湖南和广东的国民党防御工事。随着国民党地方军的溃退，西面和南面的道路被打通了。
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
的确，它不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远征”，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种先例。研究中共问题的法国历史学家吉约姆曾列举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类似事件。
尽管如此，长征仍然是激动人心的。它使红军在经过严重的创伤之后恢复了元气，使毛泽东在多年以后同蒋介石的较量中反败为胜。
关于1934年的长征也不乏优秀的宣传家，埃德加·斯诺在树立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者和英雄主义的形象方面比任何人都热心，他这样写道：
长征的过程中充满了冒险、追求和发现，人类的勇气和怯懦，狂想和胜利，苦难、牺牲和忠诚，数千个青年不灭的热情和希望以及令人惊讶的革命乐观主义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他们不承认人类和自然带来的任何失败——所有这些和更多的品质只有奥德赛的远征故事里才会有，而在现代社会却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用诗记载了这一英雄的历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的红军一路作战，损失很大。他们把枪支弹药和银子埋在了途中。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亚洲最宽的河和最高的山峰，但是，他们一往无前。一年后，毛泽东率领2万多名战士和随从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在陕西，他们和1万名共产党游击队会合了。这些游击队在陕西已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苏维埃政权。江西红军长征的全程为六千英里。
虽然毛泽东和红军保存了实力，但是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围剿”不能不说是一个胜利——尽管不是彻底的胜利，它使共产党在几年内不再是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蒋坚定地执行了德国顾问制定的战略计划。在1934年10月红军出人意料地突围之前，国民党进行了有效的经济封锁，共产党无法获得枪支弹药。经济封锁加重了红军的困难，而国民党军的安全系数则相对提高了，而且红军对敌人的活动也缺乏了解。
蒋介石的国民党领袖地位第一次确立起来了，结果地方军阀们不得不比过去更卖力地对付共产党。
不仅如此，两个最重要的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忙于重建战乱后的广西，这样蒋在战争中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蒋认为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但他没有预见到共产党会突然决定放弃苏区进行转移。
截至1934年初，在近七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试图完全用军事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封锁”和“围剿”，看来他并不懂得，毛泽东不是完全靠组织和铁的手腕来争取群众的。事实上，他从来不会承认毛泽东在江西时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和同多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算帐的机会”。
1934年，当蒋介石开始“新生活运动”的时候，他没有那样做，甚至没有有意识地同共产党在争取农民这方面决一雌雄。
他的观点是简单而原始的：通过恢复儒家思想来改造全体人民。
但他同时还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和法西斯主义。
经过批准的传记作家们把蒋的这一主张归同于一件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偶然事件。
福建战役期间，他在把司令部迁回南昌时，看到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烟，蒋介石大为震惊，他从车上下来，要求见小孩父母，并批评他们放纵自己的孩子。
霍灵顿·唐说，不久“一场引人注目的禁止青少年吸烟运动”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种有害身心的习惯使中国人不断落后。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行为规范。
不管那个吸烟的男孩是否愿意提供照亮“新生活运动”的火炬，大约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1933年底或1934年初——蒋介石在蓝衣社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就此发表了讲话。
他说，中国人很弱，他们自私，不守纪律，不讲道德。他告诉蓝衣社领导人们：“必须把我们的革命精神灌输给全国人民，使他们相信我们”。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举行的一次5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蒋介石正式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在会上，他讲述了那个抽烟男孩的故事。他请大家注意一下德国。德国虽然在大战中失败了，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他们不再偿付战胜的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