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了陈云在1984年10月发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号召。他的更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以高度明确的社会秩序概念为基础的。在他后来会见斯蒂芬·科罗舍茨（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时，他对自己就专家治国式的民主的看法作了一次爽快的总结发言：“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优越于自由民主）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45)邓早就把西方或资产阶级的势力影响形容为“精神污染”，他强调反对“精神污染”是处于他那个地位的必然结果。1982年他曾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支持共产党经济现代化的运动。正如他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时所指出的：“青年人……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46)
八十年代曾有4次——1981、1983、1986、1989——邓带头发起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86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甚至点名抨击一名中国作家，因为据报道后者在日本时曾参观了一个日本的战争神社并去过红灯区，(47)这两个地方恰好都被认为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担心的“精神污染”的实例。
注释
①海外类似的观点参见：如唐秋：《中国在重建中的马列主义政党、群众与公民》载于斯图尔特·R·舒尔姆编的《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第257页。
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中央银行进一步脱离政府》法新社，英文专稿，1994年3月1日，引证1994年2月28日英文《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
④最著名的有二十卷的《邓小平的生平、思想研究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当1983年《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新闻界的大部分单位对邓小平和改革的关系的类似论述更值得注意，各种干部、行政人员和理论家——包括高级领导人杨尚昆和李德生，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发表了大量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的文章。参见：杨尚昆《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统一的典范》，载于1983年7月12日《解放军报》；李德生《邓小平同志在我党第三次历史性转变中的决策作用和卓越贡献》，载于1983年7月4日《人民日报》；刘国光《邓小平同志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斗争中的重大贡献》，载于1983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⑤L·W．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415页。
⑥巴里·诺顿：《邓小平：经济学家》第491页。
⑦大卫·古德曼和杰拉尔穗·塞格编的《中国的分裂：地方主义与国际化》伦敦，鲁特莱基出版公司，1994年。
⑧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卷，第48页。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⑩陈云《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1979年3月21日，载于《陈云文选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6页。
⑾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99页。
⑿迟福林和黄海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第55页中，把这次首创归功于邓个人，然而，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确证。
⒀《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载于《邓小平文选》英文版第一卷第212页。
⒁《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1月26日，载于《战斗》第15期，1943年3月15日，第17页。
⒂细节参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新华半月刊》第20期，1956年，第52页。
⒃大卫·沙姆鲍尔：《一位总理的成长历程：赵紫阳作省级领导时的经历》科罗拉多，威斯特约出版社，1984年，尤见第六章《在四川的经验，国际的蓝图，1976—1979年》第75页及之后。
⒄《南方日报》，1984年6月11日。
⒅《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三部分，第377页。
⒆参见：邓小平《台湾回归祖国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1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页。
⒇大卫·沙姆鲍尔：《邓小平：政治家》载于《中国季刊》第135期第482页。
(21)史晓春《健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