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的。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由刘少奇和邓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小组。邓再一次尽力减少损失，主要通过保证彭真的北京市市长职务的接替：任命的是李雪峰。李是邓以前的一个部下，然而，形势基本上还是无法控制的，主要是因为新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也包括像康生、江青和张春桥之类的人，他们此时正极力提倡实行动员群众的政治路线。
到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邓发现自己和刘少奇一起在党的会议上反复受到批判，而当他参加群众会议时，也时常不正式地受到红卫兵组织的批判。当被批斗时，他的反应像往常一样，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明自己的意图是好的。(37)在一次“文化大革命”小组会议上，据报导说他被陈伯达列为“错误路线的先锋”，尽管人们说毛曾经又给过邓和刘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38)然而到了10月，邓的处境更恶劣。他被迫交出一分正式的自我批评——详细叙述他一度是怎样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39)
即使在那种情况下，邓也明显地认为他的工作不过是暂时停止而已，他继续参加批斗会和红卫兵接见会，在12月初他还参加了林彪召集的讨论工业和交通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40)关于在1967年中及1967年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资料很少。1967年2月，其他未遭批判尤其是那些老的领导人，都明显地呼吁停止党内领导集团的内部斗争。然而，此举不仅未能奏效，反而导致批判“二月逆流”以及更多的高级领导人被免职。从邓对“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来看，他不仅把毛泽东的行为与林彪、江青、康生及其支持者们的行为区别开来，而且还特别指出：1967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件，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正义斗争。(41)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和所有被清除的共产党领导人一起被污蔑为“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管他没有被官方直接点名，而仅仅是间接地批判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墙上的大字报和红卫兵的出版物都详细地分析了他的罪状。根据这样的一些记录，可以知道，他当时不断地通过他在1933年所做的事来表明他是无辜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对邓的批判虽未经官方正式传达过，但却详细论述了邓对修正主义政策的拥护和他的个人行为。毛的主要不满之一是邓在“大跃进”后以各种方式来使毛退下来。这时，他也许忘了退居二线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刘和邓的建议。另外，据毛所说：在开会时，邓常常尽可能坐到远一些的地方，这样可以不必听主席在说什么——尽管邓的右耳极度失聪。
注释——
①洪云利：《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0—1969年〉》纽约，M·E·夏普出版公司，1990年。
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报导的对邓这样的批评在下列资料中可以找到：北京红卫兵1967年1月19日《战役》第3期，译自《批判邓小平的观点和实践的文献》，出自《中国共产主义分类文献选集》，国际关系学院、国立城池大学，中华民国P台北，1978年第249页。
③《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自我批评》载于《中国法律与政府》第3卷第4章第287页。
④中国的史料都对此进行了确认，包括1993年6月2日与李锐的谈话。
⑤F·C·泰维斯：《毛与他的助手们》载于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8年第19N20期。
⑥短语“NumberOne”和”NumberTwo”是典型的中国式英语，此处由于已成习惯用法，所以保留了其原状。更准确的英语应是‘first’and‘second’。
⑦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页；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毛和邓》第324页。
⑧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50年1月16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3页；《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7年8月18日，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党风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页。
⑩问题的性质可参见刘绥年和吴群赣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概况（1949—1984年）》载于《北京周报》1986年第260页。
⑾参见首都商校红卫兵的革命联络站《东方红》1967年2月18日、第20页。
⑿肯尼恩·G·里波撒尔：《大跃进与延安领导层内部的分裂》载于雷德里克·麦克法考尔和约翰·金·费尔班克编的《中国历史》第14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部分：红色中国的诞生（1949—196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22页。
⒀历史联系见D·J·塞林格：《重新组合后的经济改革：右倾思想从哪里来？》载于《亚洲评论》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