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所要求的核技术。(30)当1957年邓陪同毛泽东参加苏联革命胜利第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时，这样的协议似乎已经达成，尽管这个诺言从未实现过。
然而，1958年中苏联盟开始遇到麻烦，后来再也没有恢复关系。中共在核能问题上的坚持与赫鲁晓夫的试图缓和，并推行他的全球政治战略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大跃进”的发起意味着对苏联自称在共产主义大道上遥遥领先的一次重大思想挑战。赫鲁晓夫和毛的个人关系日趋恶化，中国也加入到了反对莫斯科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活动中。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中共代表在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各种会议上攻击苏共，两党开始出版各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评论文章，1960年6月各国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在这次会上，彭真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此后，苏联援助完全从中国撤走了。以刘少奇为领导包括邓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调解世界共产主义内部不和的两次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和邓进行了一系列交流，这是胡志明亲自把他们俩撮合到一起的。如果不是胡志明从中进行调解的话，将不会以一致同意的公报作为结束。这样一来，妥协简直就是对于团结和再见面的一种含糊的许诺。
一直在避免的公开不和终于在1963年发生了。从1960年起，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北越共产党，一直想努力把中共和苏共带到谈判桌前。1963年7月，邓带领一个包括彭真在内的小型代表团去了莫斯科。这次中苏关系未得到任何改善，小型代表团被当作战胜修正主义而欢呼，于是中共领导人涌向机场来迎接邓从莫斯科归国。(31)从那以后，这个争端通过中苏之间一系列对抗性的公开信而公开化了。如前所述，邓是中国方面起草这些公开信的那组人中的负责人。
文化大革命
不清楚毛是什么时候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对中共领导班子进行这样大规模攻击的。1980—1981年期间中共正式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时，邓有一次说毛实际上从来没有打算对老干部进行这样残酷的打击。(32)有一种很容易被人接受的观点，认为毛一旦起用了一些关键人物，并赋予他们权力，于是就产生了新旧矛盾的冲突，从而推动了矛盾斗争的发展。在邓看来毛所起用的那些关键人物包括林彪、“四人帮”、康生及那些和他们有关的人物，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后果负责，并包括在1966年底之后他自己的命运。
人们根据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职前后的一贯表现，认为邓现在把他说成是始终忠于毛的支持者，也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总的来说无论邓可能对个人崇拜有什么保留意见，就他的政治观点来看，这些保留意见似乎都不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整个60年代，他不仅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关系。比如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说，干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导的那些东西。(33)这些年中邓小平的讲话几乎很难得到。但在那些就像1964年6月19日对共青团的讲话——“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促进中国青年革命化”——他都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政治学习的首位。(34)
在1966年间，当邓接受批判时，他做了自我批评，邓坚信和毛的关系，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其它活动。罗瑞卿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底毛坚持说应该解除他的职务，尽管邓不相信对罗的指控，但还是接受了毛的决定，并参加了那次对罗进行处分的会议。同样他不仅在1966年5月参加了毛主席的解除彭真职务的会议，而且和刘少奇一起继续领导新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即使在他本人作了自我批评之后的8月和10月，也继续参加了红卫兵接见。
显而易见，评估“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阴谋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是很难的。至少尽管搞阴谋的细节是很难找到的，但是由毛泽东培养起来的中共政治生活中的新生力量，似乎很快开始利用集权政治体制的各个不同部门，部署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设法贯彻他们自己的各项政策。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在来自决策机构外红卫兵的各种压力之下，政治生活变得杂乱无章。然而1965年的某一个时候，毛本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央的部分领导，特别是罗瑞卿在1965年底被免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还有刘少奇也需要被免去职务，这也似乎是可能的。(35)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中很早的公开受害者，他在60年代明显地被毛考虑为可能的接班人，在1965年分配给彭真的任务是把整风和政治化运动扩展到教育界，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当这个小组在1966年2月汇报工作的时候遭到了反对，导致了彭真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免职。和他一起被免职的还其他几位领导人，包括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
尽管毛当时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