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了清朝政府，那种科举教育已对他毫无意义，于是邓进入一家教授现代课程的小学上学，后来毕业于广安县中学。不久，他去重庆求学，然后又去了法国。留法学习的动力来自他的父亲，那时他父亲在重庆，鼓励邓小平和他的弟弟（邓小平的叔叔）还有另一个亲戚来到重庆，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进一步学习。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二十世纪早期的几十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挑战，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尽管许多问题都是由十九世纪殖民者入侵中国而引起的，但由于当时形成的一种与西方互补的依赖关系，有些中国改良主义者提倡把西方的观念和教育体系作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重新富强起来的一种方法。李佑英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曾经留学巴黎南部的蒙达尼，1912年在蒙达尼市的市长和其他几位法国知名人士还有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李佑英创立了“留法俭学会”。
到1919年，已经有许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尽管像李佑英等这样的留学生起先很可能是靠他们的父母支付其学费，但很快就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代之而起的是半工半读运动的发起——用中国话来说即“勤工俭学”，字面上的意思是“勤奋地工作，节俭地学习”——实际意义是在国外的中国学生的学习是靠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的。随着“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诞生，许多中国青年被这既能出国旅行又能显示爱国热情的好机会——出国勤工俭学——所吸引。
如果中国学生要在法国居住生活，他们就必须学习法语，1919年，吴玉章，中国革命党的成员之一，在重庆为四川学生开办了一所留法预备学校，邓小平和他的亲戚进入了这所学校。⑦1920年，邓小平的班里大约有90名学生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后被选送去法国。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都被选中了。1920年9月11日，这群学生离开上海，登上了开往马赛的法国海上邮政船盎特莱蓬号，直到1920年12月13日才到达马赛⑧。戴维·鲍那维在他的传记中推测邓小平离开故土到法国，暗示了邓与他的家庭之间可能有一些磨擦，因为邓小平是长子，家中至少希望他能呆在家里，准备将来在邓文明死后继承父业，支撑起整个家庭而不是去法国⑨。然而本杰明·扬提出的观点正好相反——邓小平的父亲希望儿子追求更崇高更伟大的事业，追求他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⑩
法国生活与中国政治
尽管邓小平在法国度过了五年，从1920年10月到1926年1月——从16岁到21岁——却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在那些年里变成了亲法者，至少在政治上是这样。另一方面，他确实在某些领域里获得了一些西方生活情趣，他喜欢足球和法国菜就始于那个时候，特别是羊角面包，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流亡在北京时，常常喜欢做法国菜，而且常送一些给邓小平品尝。邓小平曾向杨尚昆说他在法国的生活时：“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有趣的是在巴黎获得这些乐趣，好象是胡志明教会年轻的邓小平的。1974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中，邓小平去了纽约就一心想买一些羊角面包，后来有人建议既然回国要经巴黎，在巴黎买更好。这次他在巴黎买回一百个带回国，送给周总理和其它那些早年在巴黎就喜欢吃羊角面包的老同志们。⑾
从邓小平和杨尚昆的谈话中似乎表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二十年代早期的法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中间阶段，工作非常难找，中国人当时很快就发现他们持有的中国的学历证明资料在进入法国高等院校时不能被接受，他们的法语口语还不能应付学习的需要。大部分人想漂泊到巴黎到那些雇用大批外国工人的大型工厂去打工，如巴黎南郊的比顿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厂，邓在法国的最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儿打工度过的。在那里他们这些人同甘共苦，非常亲密地住在一起，许多人由于政治的原因或社会的原因加入到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
关于邓小平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可靠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警方记录。然而邓小平直到1925年才受到警方严密的注视。⑿因此，邓小平在法国的前一段时间用来周游法国各地，在这段时间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机车上当司炉和在厨房帮工——能找到什么工作他就干什么工作。他从马赛到了巴耶，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三个月，钱用完后，他漂泊到位于巴黎西南郊的拉加雷纳科隆市的华侨社区，进入一家工厂工作，正是在这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和其他三四个活跃的中国青年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尽管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邓当时被马上吸收参加了该组织的活动，后来到1921年他在克鲁梭钢铁厂工作，直到1922年初终于到达蒙达尼，此地肯定是他离开重庆时计划要去的地方之一。
二十年代初的蒙达尼是一个美丽而又宁静的偏僻的城镇，那儿的居民们如果知道当时他们正在接待的这批激进的中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