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运动中，一些中国人不可避免地向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寻求救国之路。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立刻就开始鼓动“东方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俄国人许诺归还中国从前被沙皇割让的全部土地，与中国共同享有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使用权，该铁路其中有一条干线经过蒙古直达北京。他们还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国人民提供组织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帮助。（共产国际是列宁为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而创建的。）
在中国也相继出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其中北京大学的小组是最重要的小组。北京大学曾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各种救国会、自救会、研究学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组织者的帮助下，1921年7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强大的国民党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两个党实际上都是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新发生的事件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党派，两党的目的都要恢复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因此，两党优先考虑的首要任务都是重新统一全国和结束军阀割据。此外，共产国际在孙中山的邀请下在20年代初期也担负起把国民党重新组建成为一个革命政党的重任。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一度有点紧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国共两党之间冲突的起因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当孙中山在世时，他设法使两党保持联盟，但1925年他去世后，他的接班人蒋介石越来越认为共产党是个威胁，同时，他还寻求和大军阀和解。原来国共两党并没有组成两党的联盟，而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种安排不仅使中共能在国民党的保护伞下扩大它自己的影响和组织，而且能有效地从内部瓦解国民党，邓小平1927年的回国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他去了西安为北方的军阀冯玉祥做事。国民党在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了，1927年，蒋和国民党中的右派人物对共产党开始了公开宣战。
中共和共产国际冲突的起因是由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把它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都看作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延伸，这是引起冲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因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的斗争中他想向托洛茨基表明他领导的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与国民党的联盟，当中共在上海的党员遭围捕时，他们应该把武器藏起来逃跑而不是抵抗。命令共产党搞土地革命的农民组织不要侵犯国民党党员和他们的家庭。在西安，以邓希贤的名字在冯玉祥的部队（国民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他离开西安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到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是很必要的。⑨1927年，开始是国民党中的右派，然后是国民党左派都把矛头对准了共产党，由此证明了斯大林政策的失败。
斯大林为中国共产党急需在中国获得成功，指示当时已与国民党决裂的共产党在中国城市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起义的目的是攻取城市推翻国民党政权。然而当时中共的军队大部分是在农民协会基础上组建的又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农民。这些起义中最成功的是在八月初攻占了江西省会南昌的那次起义，但起义军在南昌仅仅占领了4天时间，其他地方的起义都遭到了失败。而共产国际仍坚持他的观点，迫使中共在广州举行了一次起义，结果又遭到失败，这次起义使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受到了威胁。当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邓也在那里，他们都处于地下。到1927年底，中共的力量或者说是它的剩余力量，逐渐地聚集到了农村的游击地区，也就是被称之为“苏维埃”的地区。
中共一时很难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从1927年到1935年，党内发生了一系列争权的斗争，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三番五次的围剿，毛吸取了已往的教训，认为依靠农民革命，游击战和运动战，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手段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共产党当时所采用的发动农民起义政策的一部分，邓被派往广西，支持那些农村的苏维埃，但工作并不一帆风顺，党内的其它人继续坚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1930年又进行了一次城市起义的尝试。另外，邓也受命离开了他在广西的农村根据地，去了包括广州的许多城市搞武装斗争，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一着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于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着棋。其他一些地方也试着搞夺取城市的斗争，结果都遭到了和1927年同样惨重的失败。
中共的领导权现在转到了“三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留俄学生集团”手中。这些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受教育后，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被送来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们承认中共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到农村，然而他们不准备把中共领导权让给在江西建立并发展了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的毛和毛的支持者们。1931年他们把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苏维埃的首府—瑞金，邓也去了瑞金。整个这些年，反对毛的那些人三番五次地批评毛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