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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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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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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43)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44)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5)

    八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八月八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十七日,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克宜黄。二十三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46)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47)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48)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49)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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