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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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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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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51)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52)把他五月三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53)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4)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十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56)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暲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在休养所里,还住着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他们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打击。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57)

    他还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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