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这是他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人们的认识并不是那样容易取得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争议经常发生，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严重地妨碍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这种争议，有的发生在红四军内部，有的发生在它同上级领导机关（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
毛泽东在青年时起就表现出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原上去探索。这种争议多次地反复地出现，自然引起他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思考。
这个认识过程，正如他以后在《实践论》中所总结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他看来，认识开始于实践，认识又有待于深化。“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这样就达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飞跃很重要：“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毛泽东正是从“反复了多次”的事实中看到：这些争议背后潜藏着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种是只从主观愿望或某些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从这两种不同思路出发，可以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因此，要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
当然，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识，也需要有个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是反对形式主义，也就是要反对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需要，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来考虑问题，特别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去执行上级指示。
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严厉地批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查当时环境”，“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结果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①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那场激烈争论也是如此。最初争论的热点是红四军在当时情况下要不要设立军委。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引起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些人坚持设立军委的理由看起来是冠冕堂皇的：“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但这些说法完全是形式主义的：“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毛泽东还指出，这些人攻击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他从争论中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并且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②
因此，他在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案时，把“唯心观点”列入需要纠正的“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写道：“唯心观点，在红军党员中是非常浓厚的，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大的妨碍。因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三条：“（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③
同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便是毛泽东一向倡导的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复杂的，调查研究应该是周密而系统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在这以前，毛泽东曾作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社会调查，湖南那五个县是大革命时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