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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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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反对本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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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做的,但这些材料因为马日事变和井冈山失守而损失了。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赣南逐步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一九三○年五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这样长时间的停留,在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是少见的。

    毛泽东利用红四军正分散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性很明确。毛泽东说过:这正是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寻乌这个县,正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④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⑤

    和进行寻乌调查同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六十年代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

    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倡导要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毛泽东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接着又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从这里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文章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要明了整个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不是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瞎说一顿。文章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毛泽东及时地指出,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干部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所进行的寻乌调查,便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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