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⑩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