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原无准备，如趁此时它兵力未集，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毅然北上，必然会所向无敌，至少可在黄河以北站稳脚跟，清朝必以重兵趋北京勤王，而南方空虚，可让耿精忠独挡南方数省之征剿。三桂计不出去，驻兵湖南不进，一则给清朝以喘息时间，使它有足够时间调兵遣将，倾注全国兵力于江南一隅之地，造成了自己的优势；吴军则年随一年地失去优势，变主动为被动，以致成现在之局面！国贵在三桂死后，敢于否定三桂的所为是“大误”，表现出他的气魄和远见。他提出此时北上，一个不利的条件是，他们的军队已由盛而衰，锐气已失，斗志下降，多年征战，伤亡甚重，久经战斗的老兵急剧减员，新增的兵员，论素质和战斗力都不能跟老兵相比。从清朝方面看，它在征战中已完成了全面备战，兵员和兵器、火药等军需物资装备、粮饷都已相当充足，保证了前线的供给。特别是它的八旗兵已从战争初期的惊慌失措恢复了战斗力，而且越战越强，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威力。一句话，双方强弱之势各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吴军毅然北上，必然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困难，甚至有覆没的可能。这一不利条件，国贵似乎已充分地估计到了，正如他以巨大的决心所表示的：“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宁肯在前进中死去，也不在后退中活着！这是一种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是要建功立业，而不图个人之私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倘要干一番事业，此种精神必不可少！
如果再仔细推敲，反复掂量国贵的战略，并非全是冒险而无可行性。从全局考虑，清军几乎是倾巢南下，这在防御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南北，已呈现真空状态，屡次征发禁旅，连驻守京师的兵力为数不多，已到了无兵可发的极限。为了战争的需要，朝廷从东北地区征发了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兵，直至黑龙江以北的索伦兵，还有吉林乌拉兵、今辽宁省的盛京兵、长城以北蒙古诸部的骑兵。在平息王辅臣叛乱后，又征调了陕西兵。各处援兵云集长江以南。北方各重点城镇驻兵为数不多。以康熙十三年十二月所报长江沿岸及以南一些重点城镇驻兵为例：如武昌府只有巡抚兵1500名、城守参将所属1000名，新近设水师副将与官兵1000名，总计3500名。南昌现有总督标兵3000名、城守官兵500名及水师官兵1000名，总计4500名。安庆有巡抚所属官兵1500名及城守官兵1000名，还有新设安徽提督官兵3000名，计5500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557号。这几处城镇是战略防御的重点，为防御和阻击吴军，陆续增加兵员，多者也只有5000余人，平均每城不过4000余人。如无战事，常驻兵不超过3000人。以此推算，北方一般城防至多不会超过2000人，有的可能更少，也仅有千百人罢了。这些驻防兵不足以应付战事，仅够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而已。圣祖于初期尚注意北方防务，当他看清三桂无意北上，便放心大胆地倾注全部兵力于江南。如果吴国贵的方针得以实行，乘虚而入，就会给清朝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清军再从南方各地北调追逐，势必疲于奔命，一时难以应战。仍在陕西活动的叛军余部及固守兴安、汉中的大股叛军、领有四川的吴之茂等就会立即配合。当清军从南方北调，就会解除或减轻它对据守的叛军的军事进攻。台湾郑氏军队再乘虚占据福建、广东沿海城镇，可能会乘机向内地扩展，必然牵制了清军的部分力量。吴军水陆齐出，攻打清军措手不及，便有可能直下河南、河北地区。以当时吴兵力，如集结各处兵员，至少可达十万人以上，不会成为问题。吴国贵的战略，“剜中原之腹心”，断绝清朝赖以生存的东南漕运，更致清朝于险境。他认为即使不能统一全国，也可得黄河以南而自立一国政权。完成此举，并非一件易事，必以困兽之斗，“拼死决战”的精神，一往无前，方有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