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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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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 独树一帜 十八、衡州暴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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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衡州暴亡(2)

    吴三桂为皇帝,自然会得到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最好的治疗。虽说未见大好,却也维持下去,未见恶化。不幸的是,有一天,忽然有条狗窜到他的几案上,安详地端坐着。(蒋氏)《东华录》,卷11,183页。三桂先是吓了一跳,马上意识到狗坐几案是不祥之兆。他很迷信,又经狗惊吓,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病情迅速恶化,口不能张。说明他初得此病时,口尚能开合,而此时却不能张口。接着,他又添了“下痢”的病症,中医称痢疾,泄泻不止。请郎中百般调治,终不见效。三桂知道自己不行了,授意他的心腹大臣,速命他的孙子吴世璠(即吴应熊的儿子)来衡州,托付后事。

    除此遗命,吴三桂对未来之事大概没有留下什么要紧的话,这在他死后诸将讨论大计时,各持一说,已见三桂死前未予指示今后的出路。看来,他不想说出他不愿说的话,一切听天由命,听凭他们主持吧。他自知是将死之人,心灰意冷,还能给他们留下什么话呢?或许口不能张,说不了话?或许他想到孙子从云南来衡州时一并说?反正,他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是可以肯定的。

    信使从衡州到云南,再从云南携世璠回到衡州,路途何其遥远!三桂的病继续恶化,还未等到世璠来到,便于八月十八日病逝了,享年六十七岁。参见《清圣祖实录》,卷76,15页;《庭闻录》,卷5,14页;《逆臣传·吴三桂传》,卷2,《平吴录》。关于三桂死的时间,《清圣祖实录》、《东华录》等记为八月十七日,与各书所记差误一天。据《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32页载:穆占于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题报三桂死于八月十七日,系来之传闻。至八月三十日,他亲自审问被俘吴将,始知三桂死于十八日,而《实录》不慎,误将穆占前一题本报的时间写入《实录》。这年正是康熙十七年、周五年。三桂带着他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他的轰轰烈烈的一生,在凄凄惨惨中结束了。至此,作为他个人的历史已经完结。他没有留给子孙和臣属们丰厚的遗产,而是一个烂摊子,亟待收拾的残局,并且把必不可免的灭族之祸转嫁给了他们!

    三桂的死,不用说,对他的子孙和臣属们是很不利的。今后向何处去,作何打算?他们中无论哪个人都不能作出决定。况且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将领仍在前方指挥作战,必须让他们参与大事。留在衡州的将领密议,派专使紧急把在前方的核心人物都召集到衡州后,再定大计。为防止因三桂死而导致军心涣散和动摇,更防备不测事件发生,他们下令,将衡州城门关闭,禁出入,也不发丧,把三桂的死暂时隐瞒起来。为遮人耳目,每天令仆从照旧给三桂进奉衣食,如平时一样,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被蒙在鼓里的衡州军民,只觉得关闭城门太突然,也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想到三桂已经死了。当然,清朝方面更无从知道了。

    过了四天,正在永兴等处的胡国柱、马宝等接到密令,率部疾速回衡州。吴国贵也差不多同时赶到。待核心人物到齐,城门才开,照常通行旅。守永兴的清将领报告:从八月二日到二十日,马宝等部逼永兴,满汉官兵日夜坚守,屡退吴军。二十一日夜,忽见马宝等所有吴军焚毁营寨,慌忙整队撤退。《庭闻录》,卷5,14页。直到八月末,他们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世璠前来衡州奔丧。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世璠去衡州。郭壮图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云南为根本重地,世璠不能轻易出国门。国柱极力说服,壮图根本不听,以为可弃湖南,守险隘,犹可以在云南作“夜郎王国”,力阻世璠离开云南。国柱气急大哭,在城外东郊徘徊数日,痛哭流涕,壮图丝毫不为所动。实际上,壮图有自己的打算。她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世璠,三桂一死,世璠必然即位,立皇后。与她的女儿争皇后的还有卫朴的女儿。壮图力图把世璠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就不准他去衡州。《平滇始末》。国柱无奈,哭着离云南而去。《庭闻录》,卷5,14页。

    胡国柱走后,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国贵首先发表见解,说:“从前所为大误!今日大计,应该舍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吾辈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

    诸将都很持重;不敢赞同吴国贵的意见。马宝率先表示反对,阻挠弃滇北上之议。诸将的家产、亲属都在云南,放弃云南,意味着家私破产,个人利益遭受最大损失。马宝反对弃滇,正符合他们的利益,他首梗国贵意见,“一唱百和”,国贵的意见很轻易地被否决了。《庭闻录》,卷5。

    综观当时形势,国贵之计,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因为此时北上与初到湖南北上大不相同。那时吴军声势浩大,锐气正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至京师,无处不有响应者。清朝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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