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平南守节（4）
吴三桂的引诱，使之信很动心。但他对叛变一事也不是心甘情愿。他出生时，父亲已被太宗封为“智顺王”，地位显赫。他是食清朝俸禄长大成人的。从小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成为能征惯战的一员勇将。在京十余年，享尽朝廷赐予的无以复加的恩惠。因此，在此要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他思前想后，“念三朝（指太宗、世祖、圣祖）重恩，五代荣宠（从可喜祖父算起，迄至其孙，为五代，皆得封典），值此攻守维艰，救援莫待，以死报国，分所宜然”。尚氏家族受清三朝重恩，五代受封，恩情如此深重，即以一死相报，也是应该的。但他又想到，在叛军兵临广州城下之际，全家都死，自焚殉节，广东一省必定全失，“南方一带皆为贼有，其势愈炽，若乘风破浪，长驱四进，何以禁之！况粤地千有余里，将来恢复非数万之众、数年之久不克奏功，是死非报国，适足遗病于国也。”他想到这里，不禁长叹：“吾心可对天日，安事虚名为哉！”《尚氏宗谱》，卷2，“大房”。
这是《尚氏宗谱》为他记录下的心里独白。内中不无溢美之辞，也不无掩饰之处，如，说他不事“虚名”，就是掩饰了他谋取袭爵的企图。《宗谱》对他被废，没有袭爵一事也只字不提，不满情绪不露分毫。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宗谱》所述之信此时的心境，大体符合他本人的实际。在广州濒临绝望之际，处于困境中的尚可喜家族。无非是两种选择，要么全家自杀，或抗而后死；要么投降吴三桂。之信并不想死，认为死而无益，名为报国，实无益于国；变节而降，又负于三朝重恩。他不愿取此一策。从个人恩怨来说，他对父亲和兄弟不满，不甘心被父亲废黜。所以，他心情充满了矛盾。但谋求王爵的虚荣心，促使他欲借助三桂兵逼的有利形势，夺取平南亲王的承袭权。这样，他就必须向三桂表示投顺，之信骁勇，颇有心计。他不想真降过去，面上敷衍，一经把王爵弄到手，他再向朝廷表明心迹，说明他降吴真实意图，求得朝廷的谅解。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发动兵变，炮击清兵大营，派兵看守了父亲的府第，封锁内外，接管了平南王的权利。并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之伪号。病中的尚可喜闻讯，气急，挣扎着起来，“投缳自尽”，被左右人发现，急救过来，自此，病情日益加重。尚之信“叛变”，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也听他的号令，跟着降吴。之信派人逮捕了金光，处死，报了私仇。
尚可喜病重，苟延时日，不能自理，一切都听任之信摆布。延至十月二十九日，他已昏迷，忽然，强睁大了眼睛，说：“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他自知生命已到了尽头，令诸子把太宗所赐冠服取出来，穿戴好，扶他起来，向北叩头。然后对诸子说：“吾死后，必返殡海城（辽宁海城市）。魂魄有知，仍事先帝。”说完，溘然而逝，年七十三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4页。参见《尚氏宗谱》，卷1，“先王实迹”。由于战争阻隔，圣祖迟至康熙十六年六月才得知可喜逝世的消息，不胜悲叹地说：“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指示要给予“恩卹”。《清圣祖实录》，卷67，12页。
尚之信“叛变”的消息，是江西总督董卫国第一个向朝廷提供的。圣祖则在同年四月八日读到了董卫国的奏疏。《圣祖实录》仅载：“尚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于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尚可喜第，倡兵作乱。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副都统莽依图自肇庆突围出。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俱降贼。”《清圣祖实录》，卷60，14~15页。
平定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始修的《平定三逆方略》，将上述一段记载中又加进了“易服改旗帜”一句话。其后修的《逆臣传》、《清史稿》等有关尚之信“叛变”的事，皆出自《实录》与《平定三逆方略》。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朝始修、至乾隆四年完成的官修《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中，对之信发动兵变、守可喜府第，可喜自尽等情节，只字未提。只提到“两粤东西交讧”，藩下部分将领叛归三桂，致使“人情汹汹，罔有固志”，“可喜年老，不胜忧愤”。仅此而已。康熙、雍正两朝都由官方修史，为何对尚之信“叛变”一事记载差异如此之大？《八旗通志》不载此事，显然不能说出于疏忽，而是对此事有所核订后，才略去了《实录》的这段内容的。质言之，不认为之信降吴。
董卫国的疏报中一句话：“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颇耐人寻味。这说明，之信“叛”时，并没有发兵攻击舒恕，双方根本没有交战，也没有任何伤亡，而舒恕自动“引兵归”即北返，离开广州。至于被围在肇庆的副都统莽依图，尚不在之信的兵力所及范围之内，只能“突围”而走。舒恕与莽依图没得圣祖命令，遇敌不战，擅自北返，这其中必有文章。《尚氏宗谱》明记：“潜引将军舒恕率满洲官兵入京，一无所损。”这与董卫国所报“引兵归”完全吻合。很清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