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已于事先与舒恕等达成默契，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之信的不得已而取此“降吴”之策，已得舒恕谅解，在之信的暗中协助下，他才得以率部“一无所损”地北返了。
令人再思考的是，圣祖在得到尚之信“叛变”、舒恕“引兵退”的消息后，既未动怒，也未加一句责怪舒恕临阵北归的话。对此大事未予评论，未予声讨，未予部署兵力阻击之信，而是放置一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却把注意力放在江西方面，仅说：“广东变乱，江南、江西殊属可虞。若闽粤诸贼，会犯京口等处，则江南兵单，难以防御。”他稍加调整部署，注意防守京口地方，而把重兵发往江西应援，责令将军哈尔哈齐、额楚等速取江西吉安，与将军舒恕等“合兵御闽粤诸寇”。《清圣祖实录》，卷60，15~16页。表面上，圣祖不能不说“闽粤诸寇”，加强防守京口。因为之信“降吴”一事属机密，他对臣下不能说破。但从他对之信的态度和兵力部署上，看出他不以“广东变乱”为忧。在变乱之中，他还保留一点警惕，之信能否如他所表示的那样，他还是以防万一，才于京口处稍为布防。
那么，之信对圣祖如何表示的？《尚氏宗谱》透露了内情：之信“以丸书（即以腊丸裹封的奏疏）入告，阳为顺逆，实保地方，大兵一到，即便归正”，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潜引”舒恕及其所部安全地撤离广东。圣祖得此信息，给予了理解，自然就不把“广东变乱”放在心上。这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之信的举动，已使进据广东的广西叛将“马雄疑公（指之信），立营三水（今仍名，位广州西）、肇庆，以窥公意”《尚氏宗谱》，卷2，“大房”……三桂屡次催令甚至胁迫他出兵庾岭，开辟新战场，同清军作战。可他就是按兵不动，实在没法应付，便出库金十万两佐叛军，以塞三桂口。《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2页。他表面上，天天饮酒，不问政事，借以麻痹三桂，“以安贼志”，三桂也以之信酗酒无度，无大志而不以为意。所以，之信从“叛降”吴，到“归正”朝廷，共计二百八十余天，始终没出一兵一卒，没同清军交过一次锋。这期间，他坐镇广州，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清圣祖实录》仅记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杨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赴援广东，途次清远县，“适值尚逆遣人赍书，招清远县知县白启明”，他“坚拒不从”，逮捕来使并“伪书三函”，解送军前。圣祖得报告，表彰了白启明，提升为候补知府。除此，什么也没有说。《清圣祖实录》，卷64，14页。
以当时形势而论，尚之信夺了平南亲王的承袭权，发动叛乱，都应该是一件大事，对朝廷是个很大的震动。但事实是，圣祖始终没致声讨，也没发兵征伐，完全把广东放弃一旁，不予理睬，却把注意力都放在江西、湖南战场，不断催战。因此，作为官方的历史文献《清实录》对此也毫无反应。事情不言自明：圣祖与之信已达成了默契，即圣祖理解之信“屈从”三桂之本意，只要保持广东方面安定，使清兵以全力用于湖南主战场，等待清兵入广时，作为“内应”，再公开“归正”。《清圣祖实录》，卷66，16页。
写到这里，尚之信是否真降三桂，读者自可作出判断。从三桂叛乱一开始，及其以后圣祖就一再指出，一些地方官员和将士有被胁从，逼迫而叛的，要体谅他们，不要把他们视为叛逆，他们何时“反正”，都要欢迎，免其一切过犯。仅举一例，书中前已交代，曾因检举吴三桂而获罪，被谪发到广西的傅弘烈，在孙延龄叛时，他假降过去。至康熙十六年五月，他表示，只要大军速进南安，他便“从中接应”，并自荐可独当广西全部平叛及地方善后之事。他要求给一“虚衔”，以为号召。圣祖对此非常高兴，赞扬他“图报国恩，忠诚懋著”，当即批复，“优升广西巡抚”。《清圣祖实录》，卷67，3页。类似这种情况不少，即使真降而后“归正”，圣祖都不以“叛逆”论处。所以，即使之信真叛而又很快归正，也为圣祖的政策所允许。何况他“叛降”有因，并没有给清朝造成任何危害，却是保固地方，未受三桂及叛兵蹂躏。关于这一点，也被圣祖肯定下来。迄今，世人一直论定之信叛乱，把他与三桂、精忠并提为“三藩之乱”首，是缺乏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