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谋的草莽英雄也不算过分。难怪那些降农民军的官僚士大夫无不大失所望，后悔不该投向这个新政权，因而对农民军这个新政权不予支持。李自成、刘宗敏盲目蛮干，连吴三桂的家也给抄了，父母亲属都被拘禁，爱妾陈圆圆也被劫掠。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农民军严重伤害了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他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他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自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追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却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至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而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的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国榷》，卷101，6071页。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
吴三桂降而复叛，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的非常错误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而这个恶果又直接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悲惨的结局。
吴三桂怀着满腔愤怒，于四月四日突然返至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唐通受自成指使，曾给三桂写过招降信，“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流寇志》，卷11，178页……虽然三桂没有回答他，却根本没料到三桂会中途变卦，毫无防备，仓促迎战，被吴军杀得人马几尽，仅剩八骑逃还北京。《国榷》，卷101，6909页；参见《平寇志》，卷10，235页。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三桂率部返回关上，人们对这一事变都感到突然，不免惊惶。关城乡绅佘一元写诗记其事《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4，佘一元《叙旧事诗》。：
吴帅旋关日，
文武尽辞行。
士女争骇窜，
农商互震惊。
二三绅儒辈，
早晚共趋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