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场春雨，是绵绵细雨
离开医院后，邵长水马上回到那个小宾馆，匆匆办了退房手续，本想马上离开这个边境小城，当晚就赶回省城去。但是，车出了城，飞一般地跑了十来公里，却怎么也没法再往前走了。他浑身胀热，呼吸短促，手脚酸软，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看不清路况，也注意不到那些呼啸而过的大货车的状况。在通过一段破碎的路面时，他几乎没加任何处理，整个车被一个大坑颠飞了起来，脑袋猛地撞到车顶上，胸部也被方向盘重重地那么磕挤了一下。眼看失控后的车子斜刺着直向路边的水泥护栏冲去，他这时突然清醒过来，惊慌中，本能地去点
了两脚刹车，又往回打了半把方向。车几乎擦着那水泥护栏，又往前滑行了那么几十米，才慢慢停住了。
脑袋嗡嗡地胀疼，胸口也隐隐闷疼。不知何时，车外淅淅沥沥下开了小雨。听着小雨均匀地打在挡风玻璃和车顶上的窸窣声，过了好大一会儿，浑身一直紧绷着的他，才慢慢有所松弛下来。借着大灯的强光，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前后左右的情况。发现路的左前方不远处有个出口，出口外连着一条并不太宽的砂石路。黑暗中看不清这条砂石路到底通向何处，但砂石路两旁各栽种着一排高大的杨树，在黑夜里，这些拥有粗大树身和巨大树冠的老树，把这条路掩蔽得很严密。他这时正需要一个比较清静而又确保自己不受干扰的地方，停了车，让自己认认真真地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好好评估一下。于是松了手刹，挂上一档，慢慢把车踅进那砂石路口，又往里走了二三十米，这才完全停了车，灭了灯，熄了火，松开安全带扣，长吐出一口气，往座椅上一靠，忍着头部的胀疼，对自己面临的局势，细细检点起来。
首先他确定，自己在事发后，立即慌急慌忙地离开这小城，是非常不明智的。假如，劳爷确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被“谋杀”的，那么“凶手”一定早就盯上了劳爷，因此一定也掌握了他邵长水的动态。甚至还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凶手”决定今天对劳爷下手，很可能跟他俩今天的这个见面不无关系。（跟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个最新决定也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凶手”，或“凶手”背后的人，不希望劳爷把他近几个月来调查了解所得，交到邵长水手里，所以抢在他俩细谈前，下此“毒手”“灭口”。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事发后不久，他突然“失踪”，离开了这个小城，只能被这帮人认为，他已经从劳爷嘴里得到了什么情况，他们就会或明或暗地追踪过来，要纠缠他，控制他，甚至在必要时，也未尝不会对他下什么“毒手”，以图“灭口”。为此，现在他必须以一个平常人的平常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以便能让他们错以为，他从劳爷那儿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假如不是谋杀呢？那自己更没必要这样“匆匆逃离”此地了。他更有那样的义务，留下来帮着把劳爷的后事料理好。
总之，不管是谋杀，还是不是谋杀，保持平静，暂时留下，是惟一恰当的做法。留下，看一看，也许还能看出一些名堂来呢？
慌个啥嘛！
想到这里，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稳住自己的情绪，掏出手机，给小宾馆前台打了个电话，说明自己就是刚才退房的客人，并亮明了自己省公安厅刑警的身份，是来此地办案的；并问，在我退房这段时间里，有人来打听过我吗？听到前台服务员回答说没有，他稍稍松了口气，立即又关照道，因为工作需要，他得马上回来，还要住原来的那个房间，并请他们在电脑里删去刚才退房的记录。
赶回那个小宾馆，他怕已经有人在监视这地方了，便没像先前似的，大大方方地从正前方进入小宾馆大门口的停车位，而是绕到后门，把车停到后院一个背静的角落里。他也没直接到前台去取房门钥匙，也没坐电梯上楼，而是走安全通道，爬楼上了自己住的那一层；到房间门口，才打电话让前台服务员把房门钥匙送到他手上。接过钥匙前，他掏出带有金属警徽牌牌儿的刑警证，让那个前台服务员看过，然后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里，告诉他，不管有谁来打听，都不能跟他们说，他刚才退过房。“这是破案的需要。千万别跟我二五眼了。啊？”他再次强调了一遍。那服务员忙点点头，问：“假如有人来找你，让见不让见？”他说：“除了别透露我退过房，别的，该干吗还干吗。真有人来找我，你们得问明白来人的姓名和单位，先往我房间里打个电话通报一下。”
送走服务员，他锁上房门，拉上窗帘，关掉大灯，只开一盏台灯，戴上手套，既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地从手包里掏出劳爷塞进去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一个袖珍的小记事本儿，另一件是一把形状颇有点怪异的钥匙。这两件东西上，现在都沾着劳爷的血。袖珍的小记事本做得十分精致，仿羊皮的封面上，烙着凹凸不平的几个俄文字母“HEPKA”，页边都镀着金粉。扉页上还印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后来邵长水打听到，这种鱼是出产于俄国中部著名的勒拿河里的红鳟鱼，而“HEPKA”这几个字在俄文里，也就是“红鳟鱼”的意思。）打开记事本，大部分的页面都是空白的。只有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