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面对的是更加严重的危机，彻底的失败及其它种种不幸（多得不胜枚举），这时我接到伯尼·考夫曼打来的一个奇怪的电话——那天在汽车站时他那神秘的笑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伯尼一直在对我的人格进行评估。现在，他手头已准备好一份刚刚用打字机打好的手稿，出版商送来的合同也正在路上（主编热情洋溢地谈论着H＆H公司将出版一整套新小说的计划，属于悲喜剧），他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心脏与处女膜》的手稿正一批一批地收到，已经有整整一箱了。它们都是我的。“一份工作。”伯尼大声说，试图让我一听就明白。
简短的谈话结束了，我挂断电话僵坐在那里……一份工作？工。作。工作？这一次我很谨慎。也许太谨慎了。可是一点预兆也没有呀。不要被好兆头所欺骗。
厄运怎么会带来奇迹呢……又一个阴谋诡计。或许是真的？
“我们将有一支强壮的队伍。”伯尼说，暗示我将成为考夫曼联合公司同仁中的一员。他的话正中下怀。我一生都在为使自己的书得以出版而像傻子一样苦斗着，然而却在半醒半醉的状态中使他的作品得以成功。我是不是为自己奋斗得太过分了？
工作，这会是真的吗？但这的确是真的。伯尼想让我去纽约。他保证按周付我工资。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旁边为我安排好一间幽雅舒适的办公室——离他近些，他说，以便随时给他以“艺术指导”。
是的。工作。有报酬的工作。定期得到支票。按顿吃饭。我仍不相信这是真的——虽然伯尼的确答应一切细节将在信中一一说明……是的，一个职位……噢，我该怎样工作以报答考夫曼先生的信任啊。摆出全部尚未面世的作品来吧，伯尼。别不好意思。不要心疼我。我随时准备按您的旨意办事，每天早晨刚破晓我便来上班。把自己锁在您为我准备好的锃亮的办公桌旁。我会变个样子。伯尼。要穿一身套装，在布朗克斯或者昆士为我的家庭租一套不大但挺舒适的公寓，再买一个公文包，每天一大早就乘地铁去上班。谢谢您，考先生，我又将成为有头衔、有工资、有地位，甚至，更重要的，有目标的人了。我将享受生活。我将有事可做。我终于有幸在为您消耗时间的时候找到我的目的。伯尼，我将争分夺秒，一直干到海枯石烂。即使地球裂开豁口把整幢大楼吞掉，我发誓依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修改您的狗屁文章。让全国都流行起淋巴结核、梅毒和疣瘤病吧，我依旧属于您，伯尼，听凭您的差遣。只要给我钱。给我多多的钱！
“找到工作了？”维维卡用斜眼瞪着我说。她脸色煞白，“在纽约？”
“你为什么那样看我？”
“你不会干长的。”
“我当然会干长的。”
“你从来就没干长过。这一次最终还会跟以前的工作一样。”
“我会干长的，我会的。我必须干下去。这一次情况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我已经成熟了。我经受了这么多。我们吃的苦太多了。时间不多了。瞧，这么多年一事无成。我已经厌烦了，不想再幻想当大款。剧本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即使有了灵感也没有空白处可写了。维维卡，听我说。”她走开时我恳求她说。“听着！”我跟在她身后吼着。“我们没有外财。别忘了这一点。没有遗产可继承。也赌不来钱。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需要钱！”
“钱是什么？”她厌恶地说，“钱是奥狗屎。是毒药。”
“嘿，这是我说过的。”
“没有钱就不花钱。生活不光是钞票和钢镚儿。”
“是地狱。”我笑了。多有意思啊，我们两个人忽然对换了角色。
自从伯尼打电话答应给我工作到今天已经两周了。在此期间我一边慎重地考虑他的建议一边焦急地等待改写《心脏与处女膜》的稿费。
这一天下午我又跟往常一样信步朝信箱走去等候邮差的吉普车，确信我最近寄给考夫曼先生的那封考虑周到的信总该有个满意的回音了吧。那封信是八天前寄出的——去除信在两头路上花的两天，去掉周末，再给他的会计一至两天办手续，今天下午这份等待已久如此难产的账单无论如何也该跟其它邮件一起到了。
邮差的吉普车开上来了，他连最起码的招呼都不打。就在他往信箱里扔邮件时我抓住了他的胳膊。急不可耐地拆开信捆，多数都是那些熟悉的东西。过期的电话费和断线通知。电费和警告。弗吉尼亚长途台的催款单。罗杰斯特一家我从没听说过的公司的冷冰冰的威胁。妈的！没有一个信封上带有漂亮的考夫曼联合公司的标识。
我慢慢往山上爬，心中作出决定，趁着电话还没有掐断，最好给纽约打个长途把事情搞清楚——当然要委婉些。我边在脑子里温习着关于他小小的疏忽的一番话边拨号码。电话那一端的铃响了一下就断了，接着又响起了另一种声音。话务员说话了。
“您要的号码是多少？”她问。
我把伯尼的电话号码给了她。停顿。
“对不起，”她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