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人原是大明臣民，只是到了万历中叶以后，因边臣“抚驭”失策，才有努尔哈赤之叛，逐渐酿成近二十年来之祸。如今同满洲暗中议和实是万不得已。宋与金的历史，对崇祯说来，殷鉴不远，而他绝不愿在臣民心目和后代史书中被看成是懦弱无能的君主。自从前年由杨嗣昌和高起潜主持，开始暗中同清方议和，他就不许用“议和”一词，只许用“议抚”一词。黄道周在疏中直然不讳地批评杨嗣昌同满洲议和，深深地刺伤了他这个自认为“天下共主”和“千古英主”的自尊心，何况他迫切希望赶快能够同满洲休兵罢战，暂时摆脱两面用兵的困境，以便专力围剿农民起义军。这是他的至关重要的救急方略，不料黄道周竟然如此不达事理，不明白他的苦心！他看得很清楚，满朝大臣中没有一个人在做事干练和通权达变上能够比得上杨嗣昌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借弹劾杨嗣昌的题目干扰加征练饷和对满方略，更不许在目前川、鄂一带军事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有谁肆无忌惮地攻讦杨嗣昌，要将他赶下台去。他回到御案前重新坐下，又向黄道周的奏疏望了一眼，偏偏看到了抨击杨嗣昌“夺情”的几句话，不禁从鼻孔冷笑一声，心中说：
“朕以孝治天下，这样事何用你妄肆攻讦！自古大臣死了父母，因国事鞅掌，出于皇帝诏旨，不守三年之丧，‘夺情视事’或‘夺情起复’的例子，历朝皆有，连卢象升也是‘夺情’！倘若杨嗣昌和陈新甲都去守三年之丧，你黄道周能够代朕督师么？能够任兵部尚书么？……可笑！”
他又从御案上拿起来一封奏疏，是礼部主事吴昌时讦奏薛国观纳贿的事。吴昌时原是行人司的一个行人，这行人是正九品的低级闲官儿，没有什么大的出息。朝廷遇到颁行诏敕，册封宗藩，慰问，祭祀，出使藩夷等事，派行人前往或参加。去年，吴昌时趁着京官考选的机会，托人向薛国观说情，要求帮助他升转为吏科给事中。薛国观收下他的礼物，口头答应帮忙，但心中很轻视他这个人。考选结果，吴昌时升转为礼部主事，大失所望。吏部是一个热衙门，全国官员的除授、调任、升迁、降职和罢免，都归吏部职掌。吏科结事中虽然按品级只是从七品，却在朝廷上较被重视，是所谓“言官”和侍从之臣，不但对吏部的工作有权监督，且对朝政有较多的发言机会，纳贿、敲诈、勒索的机会较多，前程也宽。礼部主事虽然是正六品，但礼部是个冷衙门，而主事是“部曹”，即事务官，所以反不如从七品的给事中受人重视。吴昌时没得到他所理想的职位，认为是薛国现出卖了他，怀恨在心，伺机发泄。近来他风闻皇上因李国瑞的事对薛国观心怀不满，并且皇戚们同几个大太监暗中合谋，要将薛国观逐出朝廷，他认为时机到来，上疏揭发薛国观的一件纳贿的事，尽量夸大，进行报复。崇祯正想借一个公开题目将薛国观逐出内阁，看了这封弹章，不待审查清楚，也不待薛国观自己奏辩，便决定从严处分。他立刻提起朱笔，写了一道手谕：
薛国观身任首辅，贪读营私，成何话说！着五府、九卿、科、道宫即这议处奏闻！
崇祯命一个太监立刻将手谕送出宫去，又继续批阅文书。有十来封奏疏都是畿辅、山东、河南、陕西、湖广和江南各省地方官吁请减免钱粮和陈报灾情的奏疏，其中有一本是畿辅和山东士民一千多人来到京城上的，痛陈这两省地方连年灾荒，加上清兵焚掠和官军供应浩繁的情况。他们说：“百姓生计，已濒绝境；倘不速降皇恩，蠲免新旧征赋，杜绝苛派，拨款赈济，则弱者辗转死于道路，而强者势将群起而走险，大乱将愈不堪收拾矣。”崇祯看完了这个奏本，才知道畿辅和山东土民有千余人来到京城上书，一时不知道应如何处理。恰巧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来乾清宫奏事，崇祯就向他问道：
“曹伴伴，畿辅和山东有千余士民伏阙上书，你可知道？”
曹化淳躬身回奏：“奴婢知道。这一千多士民在三天前已经陆续来京，第一次向通政司衙门递本，因有的奏本不合格式，有的有违碍字句，通政司没有收下。他们重新联名写了一本，今日才送到御前。”
“都是真的良民么？”
“东厂和锦衣卫侦事番子随时侦察，尚未见这些百姓们有何轨外言行。他们白天有人在街上乞食，夜间就在前门外露宿街头。五城御史与五城兵马司随时派人盘查，亦未闻有不法之事。”
崇祯向站在身边伺候的秉笔太监王承恩问：“朕不是在几个月前就降旨恩免山东和畿辅的钱粮了么？”
秉笔太监回奏：“皇爷确实兔过两省受灾州、县钱粮，不过他们的本上说‘黄纸虽免，白纸①犹催’。看起来小民未蒙实惠。”
①黄纸、白纸——黄纸指皇帝诏书，白纸指地方官吏的文书、告示等。
崇祯不再问下去，挥手使曹化淳和王承恩退出。他知道百姓们所奏的情形都是真的，然而他想：目前军饷无着，如何能豁免征派？国库如洗，如何有钱赈济？他提起朱笔，迟疑一阵，在这个本上批道：
览百姓每①所奏，朕心甚悯。着户、兵衙门知道，究应如何豁免，如何赈济，妥议奏闻。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