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州县镇砦污吏豪民冒占沃壤，利不及于平民，且并缘旧疆，侵占新土。今遣官分往逐路提举措置，应缘新疆土田，分定腴瘠，招置弓箭手，推行新降条法。旧弓箭手如愿出佃新疆，亦仰相度施行。”诏汤景仁河东路，董采秦凤路，陶节夫环庆路，安师文鄜延路，并提举弓箭手。元符三年罢提举司，今复置。
崇宁二年十一月，安师文奏：“据权通判德顺军事卢逢原申，根括打量出四将地分管下五砦、新占旧边壕外地共四万八千七百三十一顷有奇，乞特赐优赏。”诏安师文特授左朝议大夫，差遣如故；卢逢原特授朝请郎。
二年九月，熙河路都转运使郑仅奉诏相度措置熙河新疆边防利害，仅奏：“朝廷给田养汉蕃弓箭手，本以藩扞边面，使顾虑家产，人自为力。今拓境益远，熙、秦汉蕃弓箭手乃在腹里，理合移出。然人情重迁，乞且家选一丁，官给口粮，团成耕夫使佃官庄。遇成熟日，除粮种外，半入官，半给耕夫，候稍成次第，听其所便。”从之。
五年三月，赵挺之言：“湟、鄯之复，岁费朝廷供亿一千五百余万。郑仅初建官庄之议，朝廷令会计其岁入，凡五庄之入，乃能支一庄之费。盖鄯、湟乃西蕃之二小国，湟州谓之邈川，鄯州谓之青唐，与河南本为三国，其地滨河，多沃壤。昔三国分据时，民之供输于其国厚，而又每族各有酋长以统领之，皆衣食赡足，取于所属之民。自朝廷收复以来，名为使蕃民各占旧地以居，其实屡更战斗，杀戮窜逐，所存无几。今兵将官、帅臣、知州多召闲民以居，贪冒者或受金乃与之地，又私取其羊马驼畜，然无一毫租赋供官。若以昔输于三国者百分之一入于县官，即湟州资费有余矣。”帝深然之。
翌日，知枢密院张康国入见，力言不可使新民出租，恐致扰动众情；且言蕃民既刺手背为兵，安可更出租赋。帝因宣谕：“新民不可摇动，兼已令多招弓箭手矣。”廷之奏：“弓箭手，官给以地而不出租，此中国法也。若蕃兵，则其旧俗既输纳供亿之物，出战又人皆为兵，非弓箭手之比。今朝廷所费不赀，经营数年，得此西蕃之地，若无一毫之入，而官吏、戍卒馈饷之费皆出于朝廷，何计之拙也！”帝曰：“已令姚雄经画。”时累诏令雄括空闲地，召人耕垦出课，故深以挺之所奏为然。挺之又云：“鄯、湟之复，羌人屡叛，溪撦罗撒走降夏国，夏国纳之，时时寇边，兵不解严而馈运极艰。和籴入粟，鄯州以每石价至七十贯，湟州五十余贯。盖仓场利于客人入中乞取，而官吏利于请给觔斗，中官获利百倍，人人皆富。是以上下相蒙，而为朝廷之害。”
熙宁三年，熙河运司以岁计不足，乞以官茶博籴，每茶三斤易粟一斛，其利甚博。朝廷谓茶马司本以博马，不可以博籴，于茶马司岁额外，增买川茶两倍茶，朝廷别出钱二百万给之，令提刑司封桩。又令茶马官程之邵兼领转运使，由是数岁边用粗足。及挺之再相，熙河漕司屡申以军粮不足为急，乃令会去年拋降钱数共一千一百万驮，一驮价直三千至四十千，二百驮所转不可胜计，今年已降拨银、钱、绢等共九百万，乃令更支两倍茶一百万驮。张康国同进呈，得旨，乃密检元丰以来茶惟用博马指挥以进。然康国不知两倍茶自非博马之数，而何执中、邓洵武杂然和之。由是两倍茶更不支给，而鄯、湟兵费不给矣。
七年，诏：“边地广而耕垦未至，膏腴荒闲，刍粟翔踊，岁籴本不赀。昨累降指挥，令泾原路经略司与提举弓箭手司措置，召人开垦，以助塞下积粟，为备边无穷之利。访闻提举弓箭手司与经略司执见不同，措置议论，不务和协。其提举泾原路弓箭手钱归善可罢。”
大观三年二月，臣僚言：“自复西宁州，馈给每多，而储积未广，买价数增，市物随踊，地利不辟，兵籍不敷，盖招置之术失讲，劝利之法未兴也。乞委帅臣、监司讲求，或募或招，何为而可足弓箭手之数，以期于不阙；或拘或诱，何为而使蕃部着业而责以耕耘。田既垦则谷自盈，募既充而兵益振，是收班超之功，尽充国之利也。”诏：“熙、河、洮、岷前后收复，岁月深久，得其地而未得其利，得其民而未得其用。地利不辟，兵籍不敷，岁仰朝廷供亿，非持久之道。可令详究本末，条画来上。”
政和三年，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何常奏：
自古行师用兵，或骑或步，率因地形。兵法曰：“蕃兵惟劲马奔冲，汉兵惟强弩掎角。”盖蕃长于马，汉长于弩也。今则不然。西贼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溪润，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此西人步骑之长也。我诸路并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平居以田猎骑射为能，缓急以追逐驰骋相尚。又沿边土兵，习于山川，惯于驰骤。关东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摽牌手，不惟扞贼劲矢，亦可使贼马惊溃。此中国步骑之利也。
至道中，王超、丁罕等讨继迁，是时马上用弩，遇贼则万弩齐发，贼不能措手足而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