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这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学术界有的人从观念出发，从理论上出发，认为说农业在古代世界是具有决定性的部门，而青铜器又是生产力的最高代表，要发展生产就必须投入大量的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农具。因此认为商周时期大量地使用了青铜农具，实际上这种说法呀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在理论上可以推过来，但是在实践上是得不到证明的。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秦汉时期，我们讲到是我国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时期，是古典机具的大发展时期，又是我国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时期，其社会原因呢，也在于当时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成立以后，对生产工具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说随着汉王朝对周边地区的经营和开发，随着秦王朝统一六国，大量先进的生产工具，传播到了周边地区，比如说现在的像福建广东、云南、广西，这些地区它的铁制生产工具是随着秦统一六国的进程，随着汉代对这些地区的经营而发生的，那么有的同志或许会问，秦汉以后，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为什么秦汉以后，生产工具的发展相对迟缓了呢？我想这个呢，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就秦汉以后的社会历史来说，从经济生活上来说呢，我们简单地讲，它的生产呢，不管在农业生产领域，还是在手工业生产领域，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属于小生产，不管是地主经济还是自耕农经济，它们主要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经济生活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上它的生产技术方式是属于精耕细作为特征，而秦汉时期形成的生产工具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生产方式的需要，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生产关系的需要。那么在手工业生产领域，不论是官府手工业，还是说私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虽然它们的规模有所不同，产品有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个体生产，以及协作生产，属于作坊生产，那么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也基本能够满足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的需要。因此，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迟缓发展的时期。从社会文化思想上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商品经济并不是太发达，也制约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当然，就是秦汉时期定型的很多生产工具，我们刚才讲到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地区，在某些生产领域还在大量使用，我们现在看到木工使用的生产工具呀，很多还是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有些山区，农业种植所采用的生产工具呢，很多也是秦汉时期所形成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工具，无论从结构上，从功能上它能够满足社会生产需求的时候，它本身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两千多年前形成的很多生产工具，不仅现在在使用，在今后一些时期，在有些地区，有些生产部门里头还会得到长期地使用。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说生产工具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文明重要的内涵，它为什么说代表和反映了古代文明。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以下三点来简单说明。
第一，生产工具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那么文化艺术呢，发生和发展需要物质生活做基础，而物质生活需要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又离不开生产工具，因此说，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经济呢，产生不同的文化，而生产工具在经济生活中，又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呢我们说，生产工具对于古代文化的发展，对于古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譬如说我们原始社会的原始信仰，原始宗教与当时以石器为代表的低下的生产工具和低下的生产力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产生的是不同的文化。
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中，古代很多文化现象，其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和生产工具还有些直接的关系，四千多年前广西南部地区，流行着一种大石铲，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它的长度最长的可以达到七十多厘米，那么这种石铲七十多厘米的石铲制作得非常精致，显然已经不是实际生产中所使用的工具了，但是它的确是从生产工具中的石铲演化出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商周时期代表王权的，代表君权的有一种钺，有铜钺，有玉钺，它当然是从兵器里头直接演化出来的，但是追本溯源的话，它的祖先它的祖型是石斧这种东西，也就是说很多礼器仪仗用品，它实际上是从生产工具中演化出来的。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对古代的钱币感兴趣，东周时期的三晋两周地区有一种布钱，实际上从古代的青铜铲演变出来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刀币实际上是从铜刀演变出来的，也就是说生产工具它本身不仅都有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于很多古代的文化有直接的衍生作用。我们知道秦汉时期在我国出现了一种大型的岩洞墓，在山里头凿一个洞穴来埋葬死者，而且出现了大量的画像石墓，那么这些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来说，它的产生其根本物质基础的话，与当时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是有关系的，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就不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