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的影响和直接制约，首先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工具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生产工具是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他讲：“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那么从我们历史发展的进程上来看，从实践上来看、从生产工具发展历史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这种关系上来看，也的确是这样。当人们仅仅能够制造简陋的打制石器的时候，其社会组织结构，处于原始群和血缘公社这么一个时期。随着复合工具的出现，也就是大约五万年前后，五万年前开始，复合工具出现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开始由血缘公社向氏族公社转变。在氏族公社时代，生产工具又发展到了以磨制石器为代表的，非金属生产工具时代的最高峰，社会组织结构处于一个氏族公社时代。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生产资料共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样一种原始共产制度。我们知道，我国古代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呢，大约是五千年前的事情，而恰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社会组织结构，也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向着王国时代的转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我国国家的出现，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的话，是距今四千年前后的事情，而生产工具由非金属时代转变到青铜时代，也是从四千年前后开始的，这个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尽管说国家的起源，文明的起源，其因素是很多的，其过程也是非常曲折和复杂的。但是，冶金术、青铜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应该是国家产生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是重要的物质因素之一。同时我们还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又一次大变革时期，开始由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转变。恰恰是这个时期，铁制生产工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样恐怕也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关于古代史的分期，郭沫若先生所主张的是春秋战国封建制，就是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进入封建时代，那么它的重要的根据之一，就是铁器的使用。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成立，帝国时代的到来，从经济基础上来说，与当时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和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文献记载上说汉初的时候，南越国跟中央的汉王朝、汉朝廷发生关系恶化，汉王朝是采取禁止向南越国输出铁器作为制裁手段的，说明铁制生产工具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多么大的作用。
很显然生产工具呢，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地位和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也有句名言，他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当然这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好，制约作用也好，基础地位作用也好这个关系是很明确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等关系，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区间”关系。那么下面我们要说的是生产工具在对古代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同时，那么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对生产工具的发展，也有很明显的制约作用，这儿呢，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例子，我国古代生产工具进入青铜工具的时期是从四千年前开始的，那么青铜生产工具的发生我们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为什么中间有一千年的时间发展的时间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说，在国家产生以后，由于国家政权由于国家的机器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更趋于专门化，青铜的冶铸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而且在国家机器的管理下，远距离的青铜原材料的开采运输成为可能，而且冶铜技术在提高，规模在扩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的礼器、车马器，青铜的兵器，发展的程度要大大高于青铜的生产工具，而且在各种青铜生产工具当中，农具又非常少，而青铜的手工工具相对的又比较多，那么这是为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完全掌握在贵族的统治者手中，贵族来说它本身是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在他脑子里边所注重的是什么，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为了一个国家的统治，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军事，因此呢对统治者来讲，它把当时代表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主要是用于与他生活有关系的，与当时的王国统治有直接关系的、政治军事有关系的一些青铜礼器、车马器和兵器的制作上，而不太关注生产工具的改进，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为什么青铜的手工生产工具发展比较快？而青铜农具发展相对迟缓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有关系，就是说进入王国时期以后，手工业生产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分别独立为两大生产部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发生在手工业生产部门这一个部门内部，而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发生在两个生产部门之间。当时，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交换又非常地不发达，因此，制约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我们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看到，我国青铜器时代的青铜农具发展的高峰是春秋时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