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有一种东西，让我在禅达城外跛步时仍未意识到腿上的疼痛。在雨幕中有一个人拉住了我，然后他扶住了我，又像是靠住了我，我和郝兽医不知道谁依靠着谁，在雨幕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郝兽医一直在抹着脸上的雨水，后来我发现他在哭，“八个重伤啊！都比你重的！扔在屋里没人管由着烂的！他们说杀了我，杀了我。我没有枪啊，我说我是来救你们的，我怎么能杀人？我是医生啊！你们咋说我也是医生！”
我没理他，我们拼力把彼此从泥沼里拽离。
这时我又看见那条巨大的狗，它从雨幕和郊野的荒草之中射过而不是跑过，雨幕茫茫让我根本看不清它的终点，所以我不知道它为何跑得如此疯狂。
当我和郝兽医从后边那条破墙缝子里挤进来时，庙里的地上已经开始飘浮零碎了，迷龙和他新结识的狐群狗党坐在高处泡脚。
“还当你们会骑着两条大鱼回来呢。就有鱼汤喝了。”蛇屁股用脚拍打着氺。
我竭力把自己弄干一些，“就瞧见一条狗。”
康丫砸吧着嘴，“狗肉也好吃啊！”
我拧干衣服，说：“你去跟它说吧。”
康丫不知死活地东张西望，“哪儿呢哪儿呢？”
我无心再理他，因为郝兽医正在提心吊胆向几乎每一个人发问：“没查人头吧？点过卯没？”
我说：“兽医，你真以为他们知道这里有多少头人吗？”
我说着，就听见庙门外溅着水声的急刹，还有何书光的喷嚏。
张立宪问：“这里有多少人？”
何书光不太确定地答道：“七十多个吧？”
我们从后边簇拥到了前边，通过押送兵们管前不管后的警戒线往外看着，何书光开走的那辆车在这神憎鬼不理的偏僻地方停下，泥泞的车上坐着同样泥泞的人。
押送兵给出的也是个模糊的数字，“报告长官，七十多吧。”
于是从车上的几袋大米中推落一袋，它溅在泥泞里，押送兵让开条道，不用他们吆喝，我们自行冲过去把米从泥里拖出来，张立宪发动了车，给米和我们溅上了更多的泥。
张立宪老远地扔下一句，“原地待命！团座已经出发！很快就有行动！”然后和着何书光的喷嚏一起远去。
我们凑拢了为数不多的破旧钢盔，寻找相对干燥的柴草准备做饭——管它呢。
已经彻底空了的米袋子盖在郝兽医身上，这是对年龄最长者的照顾。
潮湿的柴草噼噼剥剥地烧着，湿烟让我们在沉睡中仍被熏得两眼红肿和流泪。几个一直在被当作粥锅的钢盔扔在一边，有的被睡在泥泞里的我们当作枕头。
我膝上垫了蛇屁股的菜刀，拿张破纸头，一个破笔头在那划字，“……儿欲尽忠，则难尽孝。此战渺茫，凶多吉少。儿思父恩，则生怆然……”。
我们在这里又耽搁了一天，喝了两顿稀粥。除了稀粥还给我们中间某几个封了官。阿译营长，我连长，李乌拉和康丫做了排长，郝兽医终于被正名为少尉医官。我终于确定是真要打仗了，否则官位不会派得这么大方。
郝兽医痛苦地翻个身，看了眼我，脸上有些责怪之意。我倒先喊了回去：“知道你风湿痛！睡觉，睡觉。”
老头儿絮絮叨叨地说：“又写遗书呢？我说烦啦，你这合适吗？左一封右一封遗书就照家里捅，我要是你爹非吓出失心疯来不可。”
我接着写，不理他，“他不是你，你不是我爹，我不是你儿子。”
“咱好好的不行吗？”老头儿不甘罢休，还说。
“睡去睡去。”我已经不耐烦了。
押送兵进来，开始吵吵：“出发啦！走啦走啦！”
人们乱糟糟地起来，有的最后烤一把火，有的又忙着灭火。迷龙大声地打着呵欠，要麻和不辣简直在比划跺脚，康丫一边戴钢盔一边把钢盔里残余的几个米粒捞进嘴里，郝兽医披着麻袋，听见豆饼咳得不成话，又把麻袋披到豆饼身上。
这是一支不仅饥寒交迫，还睡眼惺忪的军队。
我最担心的是把我们这七十多人当作一个营送上战场，那这所谓的营还不够一个日军中队甚至小队塞牙缝。但是他们许诺说一个标准营在我们要去的地方等我们，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在那等着。
我们出发，但大多数人挤在庙门口茫然了－今天大雾，厚重的雾气把十几米外都屏障了。
我们在雾中艰难跋涉，雾气厚到这种地步，以至我们只能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以免掉队。阿译在咳嗽，我在咳嗽，要麻在咳嗽，把米袋裹在身上的豆饼在咳嗽，把米袋让给了豆饼的郝兽医也在咳嗽。迷龙“咳！咳！”的咳得声动四野，但只有他不是在咳嗽，他在取笑别人的咳嗽。
我们是一支穿越雾气的咳嗽大军。我们的领袖阿译非常紧张，因为昨天有人告诉他，他是营长，最高长官，他得指挥我们打仗。
阿译凑在我身边，咳嗽更凸显他惊恐的眼睛，“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