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
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
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
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郊，进乖郑
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
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
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
“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用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
田，恒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
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社稷、先农，县又
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缘姬旦创成
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
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正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
太常所司，郊庙神祇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
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
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孝文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
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宣武诏芳共
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
是非，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是朝士
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默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
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
以自通。尚书依事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芳以社稷无树，
又上疏曰：
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
周礼大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所宜木。”郑玄注云：
“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
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
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武通》：社、
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人望见既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
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
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
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
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
“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
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
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
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证也。
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
一代之中而立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
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稷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
宣武从之。
芳沈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动相顾访。
太子恂之在东宫，孝文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帝叹其谦慎。帝更敕芳举
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孝文乃为恂娉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
崔光于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