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上海的炎热，据说为数十年来所没有过。温度高的时候，达到一百零几度，弄得庞大烦杂的上海，变成了热气蒸人焦烁不堪的火炉。富有的人们有的是避热的工具——电扇，冰，兜风的汽车，深厚而阴凉的洋房……可是穷人呢，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并且要从事不息的操作，除非热死才有停止的时候。机器房里因受热而死的工人，如蚂蚁一样，没有人计及有若干数。马路上，那热焰蒸腾的马路上，黄包车夫时常拖着，忽地伏倒在地上，很迅速地断了气。这种因受热而致命的惨象，我们不断地听着见着，虽然也有些上等人因受了所谓暑疫而死的，但这是例外，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罢。
不是资产阶级，然而又不能算为穷苦阶级的我，这时正住在M里的一间前楼上。这间前楼，比较起来，虽然不算十分好，然而房子是新建筑的，倒也十分干净。可是这间前楼是坐东朝西的，炎热的日光实在把它熏蒸得不可向迩——这时这间房子简直不可住人。我日里总是不落家，到处寻找纳凉的地方，到了深夜才静悄悄地回来。
我本没有搬家的念头。我的二房东夫妻两个每日在黑籍国里过生活，吞云吐雾，不干外事，倒也十分寂静。不料后来我的隔壁——后楼里搬来了两个唱戏的，大约是夫妻两个罢，破坏了我们寂静的生活：他们嬉笑歌唱，吵嘴打骂，闹得不安之至。我因为我住的房子太热了，现在又加之这两个“宝货”的扰乱，就是到深夜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遵守肃静的规则，于是不得不做搬家的打算了。半无产阶级的我在上海一年搬几次家，本是很寻常的事，因为我所有的不过是几本破书，搬动起来是很容易的。
C路与A路转角的T里内，我祖定了一间比较招风而没有西晒的统楼面。房金是比较贵些，然而因为地方好，又加之房主人老夫妻两个，看来不象狡诈的人，所以我也就决定了。等我搬进了之后，我才发现我的房东一家共有七口人——老夫妻两人，少夫妻两人及他俩的两个小孩，另外一个就是我所忆念的淑君了，她是这两个老夫妻的女儿。
淑君的父亲是一个很忠实模样的商人，在某洋行做事；她的哥哥是一个打字生（在某一个电车站里罢？），年约二十几岁，是一个谨慎的而无大企业的少年，在上海这一种少年人是很多的，他们每天除了自己的职务而外，什么都不愿意过问。淑君的嫂嫂，呵，我说一句实话，我对她比较多注意些，因为她虽然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妇女，可是她的温柔和顺的态度，及她向人说话时候的自然的微笑，实在表现出她是一个可爱的女性，虽然她的面貌并不十分美丽。
我与淑君初见面的时候，我只感觉得她是一个忠厚朴素的女子。她的一双浓眉，两只大眼，一个圆而大的，虽白净而不秀丽的面庞，以及她的说话的声音和动作，都不能引人起一种特殊的，愉快的感觉。看来，淑君简直是一个很普通而无一点儿特出的女子。呵！现在我不应当说这一种话了：我的这种对于淑君的评判是错误的！“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真正的令人敬爱的女子，恐怕都不在于她的外表，而在于她的内心罢！呵，我错了！我对于淑君的评判，最不公道的评判，使我陷入了很深的罪过，而这种罪过成为了我的心灵上永远的创伤。
我搬进了淑君家之后，倒也觉得十分安静：淑君的父亲和哥哥，白天自有他们的职务，清早出门，到晚上才能回来；两个小孩虽不过四五岁，然并不十分哭闹，有时被他俩的祖母，淑君的母亲，引到别处去玩耍，家中见不着他们的影子。淑君的嫂嫂，这一个温柔和顺的妇人，镇日地不声不响做她的家务事。淑君也老不在家里，她是一个小学教员，当然在学校的时候多。在这种不烦躁的环境之中，从事脑力工作的我，觉得十分满意。暑热的炎威渐渐地消退下去了，又加之我的一间房子本来是很风凉的，我也就很少到外边流浪了。
在初搬进的几天，我们都是很陌生的，他们对我尤其客气，出入都向我打招呼——这或者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大学教授的缘故罢？在市侩的上海，当大学教授的虽然并不见得有什么尊荣的名誉，然总是所谓“教书先生”“文明人”，比普通人总觉得要被尊敬些。淑君对于我并不过于客气，她很少同我说话，有时羞答答地向我说了几句话，就很难为情地避过脸去停止了，在这个当儿完全表现出她的一副朴真的处女的神情。当她向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含羞带笑地先喊我一声“陈先生！”，这一声“陈先生！”的确是温柔而婉丽。她有一副白净如玉一般的牙齿，我对于她这一副可爱的牙齿，曾有几番的注视，倘若我们在她的身上寻不出别的美点来，那么她的牙齿的确是可以使她生色的了。
我住在楼上，淑君住在楼下，当她星期日或有时不到学校而在家里的时候，她总是弹着她的一架小风琴，有时一边弹一边唱。她的琴声比她的哥声要悠扬动听些。她的音调及她的音调的含蓄的情绪，常令我听到发生悲壮苍凉的感觉；在很少的时候她也发着哀感婉艳刺人心灵的音调。她会的歌曲儿很多，她最爱常弹常唱的，而令我听得都记着了的，是下列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