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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慈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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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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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夏天,上海的炎热,据说为数十年来所没有过。温度高的时候,达到一百零几度,弄得庞大烦杂的上海,变成了热气蒸人焦烁不堪的火炉。富有的人们有的是避热的工具——电扇,冰,兜风的汽车,深厚而阴凉的洋房……可是穷人呢,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并且要从事不息的操作,除非热死才有停止的时候。机器房里因受热而死的工人,如蚂蚁一样,没有人计及有若干数。马路上,那热焰蒸腾的马路上,黄包车夫时常拖着,忽地伏倒在地上,很迅速地断了气。这种因受热而致命的惨象,我们不断地听着见着,虽然也有些上等人因受了所谓暑疫而死的,但这是例外,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罢。 

    不是资产阶级,然而又不能算为穷苦阶级的我,这时正住在M里的一间前楼上。这间前楼,比较起来,虽然不算十分好,然而房子是新建筑的,倒也十分干净。可是这间前楼是坐东朝西的,炎热的日光实在把它熏蒸得不可向迩——这时这间房子简直不可住人。我日里总是不落家,到处寻找纳凉的地方,到了深夜才静悄悄地回来。 

    我本没有搬家的念头。我的二房东夫妻两个每日在黑籍国里过生活,吞云吐雾,不干外事,倒也十分寂静。不料后来我的隔壁——后楼里搬来了两个唱戏的,大约是夫妻两个罢,破坏了我们寂静的生活:他们嬉笑歌唱,吵嘴打骂,闹得不安之至。我因为我住的房子太热了,现在又加之这两个“宝货”的扰乱,就是到深夜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遵守肃静的规则,于是不得不做搬家的打算了。半无产阶级的我在上海一年搬几次家,本是很寻常的事,因为我所有的不过是几本破书,搬动起来是很容易的。 

    C路与A路转角的T里内,我祖定了一间比较招风而没有西晒的统楼面。房金是比较贵些,然而因为地方好,又加之房主人老夫妻两个,看来不象狡诈的人,所以我也就决定了。等我搬进了之后,我才发现我的房东一家共有七口人——老夫妻两人,少夫妻两人及他俩的两个小孩,另外一个就是我所忆念的淑君了,她是这两个老夫妻的女儿。 

    淑君的父亲是一个很忠实模样的商人,在某洋行做事;她的哥哥是一个打字生(在某一个电车站里罢?),年约二十几岁,是一个谨慎的而无大企业的少年,在上海这一种少年人是很多的,他们每天除了自己的职务而外,什么都不愿意过问。淑君的嫂嫂,呵,我说一句实话,我对她比较多注意些,因为她虽然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妇女,可是她的温柔和顺的态度,及她向人说话时候的自然的微笑,实在表现出她是一个可爱的女性,虽然她的面貌并不十分美丽。 

    我与淑君初见面的时候,我只感觉得她是一个忠厚朴素的女子。她的一双浓眉,两只大眼,一个圆而大的,虽白净而不秀丽的面庞,以及她的说话的声音和动作,都不能引人起一种特殊的,愉快的感觉。看来,淑君简直是一个很普通而无一点儿特出的女子。呵!现在我不应当说这一种话了:我的这种对于淑君的评判是错误的!“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真正的令人敬爱的女子,恐怕都不在于她的外表,而在于她的内心罢!呵,我错了!我对于淑君的评判,最不公道的评判,使我陷入了很深的罪过,而这种罪过成为了我的心灵上永远的创伤。 

    我搬进了淑君家之后,倒也觉得十分安静:淑君的父亲和哥哥,白天自有他们的职务,清早出门,到晚上才能回来;两个小孩虽不过四五岁,然并不十分哭闹,有时被他俩的祖母,淑君的母亲,引到别处去玩耍,家中见不着他们的影子。淑君的嫂嫂,这一个温柔和顺的妇人,镇日地不声不响做她的家务事。淑君也老不在家里,她是一个小学教员,当然在学校的时候多。在这种不烦躁的环境之中,从事脑力工作的我,觉得十分满意。暑热的炎威渐渐地消退下去了,又加之我的一间房子本来是很风凉的,我也就很少到外边流浪了。 

    在初搬进的几天,我们都是很陌生的,他们对我尤其客气,出入都向我打招呼——这或者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大学教授的缘故罢?在市侩的上海,当大学教授的虽然并不见得有什么尊荣的名誉,然总是所谓“教书先生”“文明人”,比普通人总觉得要被尊敬些。淑君对于我并不过于客气,她很少同我说话,有时羞答答地向我说了几句话,就很难为情地避过脸去停止了,在这个当儿完全表现出她的一副朴真的处女的神情。当她向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含羞带笑地先喊我一声“陈先生!”,这一声“陈先生!”的确是温柔而婉丽。她有一副白净如玉一般的牙齿,我对于她这一副可爱的牙齿,曾有几番的注视,倘若我们在她的身上寻不出别的美点来,那么她的牙齿的确是可以使她生色的了。 

    我住在楼上,淑君住在楼下,当她星期日或有时不到学校而在家里的时候,她总是弹着她的一架小风琴,有时一边弹一边唱。她的琴声比她的哥声要悠扬动听些。她的音调及她的音调的含蓄的情绪,常令我听到发生悲壮苍凉的感觉;在很少的时候她也发着哀感婉艳刺人心灵的音调。她会的歌曲儿很多,她最爱常弹常唱的,而令我听得都记着了的,是下列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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