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银行家与保险业的
经营，遂得以超过国界，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而表现一种国际性质。
荷兰共和国此时还有一种较西欧其他国家占优势的条件，为造船业之突出。其
标准之商船称“弗罗伊德”（fluyd），它的特点不在设计之复杂，而是简单。通常
船长125英尺，载重300吨，因此与战舰及大型商船分为两途。“弗罗伊德”船长为
其宽之5倍至6倍，船头直截下水，船尾为圆形，没有一般战舰及大型商船之重楼叠
阁，脱离了中世纪以来的设计，开始表现近代船只之直线型。由于桅杆之间距离大，
又节省船员舱房，因此载货多，可节省脚水30％至50％。其他各国商船不仅难望其
项背，即制造技术亦不及荷兰之价廉工精。“弗罗伊德”只用于西欧地区，其他远
洋航船另有其设计。
16世纪末，荷兰船开始航行于远洋，1590年后航行于西印度群岛，1595年进入
远东，也在这同时进入地中海，1601年各国船只进入伦敦的共714艘，英船为207艘，
荷船则有360艘。此时据估计，荷兰共和国共有各式商船2000艘，总吨数在50万吨以
上。其国民经常有20000人捕鱼，20000人参与西葡贸易。这在一个人口只100多万的
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17世纪初期，荷兰共和国实际掌握着瑞典的经济，又因三十年战争，汉撒同盟
的力量衰微，英国则因内争而引发内战，荷兰经营之航海业及国际贸易一时世无其
匹。远东运来的治肉香料，仍为大宗。此外瑞典之铜、铁、柏油及沥青，波兰及俄
国之麻及亚麻绳索（均用于造船），挪威之木材，波罗的海各处所产之谷物，全部
西南运。西班牙与葡萄牙经常感到食粮短缺，全赖北方剩余的国家供应，此时又全
赖荷兰的船运解决交通问题，即在独立战争，荷兰共和国与菲力普交战之际，亦未
停止。法国食盐为腌制鱼类之必需品，为北运物产之大宗。法国之酒大批由荷兰人
预先购买，荷兰共和国商人在法国派有长驻经纪，专营此业。此时欧洲的毛织品有
几个生产中心，各有专长的产品也由荷兰商人作中间交换人。此外，德国出产的兵
器推销至远东，英国与法国的食粮不足或过剩时，亦是由荷兰人为之截长补短。至
17世纪，荷兰人已发明一面捕鱼，一面在船上腌制装桶的办法，所以其水产能以较
低廉的价格行销各国，甚至在英国附近水上所捕之鱼行销英伦，此最为英国人指责。
此外经荷船转运的货物尚有皮毛、皮革和钾碱。总之，欧洲经过长时间的人口增加，
城市兴起，产生了一种国际市场物资全面供应的形势。以上所述大都是国家经济及
一般市民之必需品。荷兰人的经营，瑞在“以低廉的价格造船，而将之彻底使用尽
致”（buildShipsCheaplyanddrivethemtodeath）。其能运载不同而又笨重
的货物，而无其他国家能与之竞争，所以前述市场投机的事业，也要有如此下层的
坚韧耐久的工作支持，否则无从有组织的展开一种有秩序的商业经济。
中外学者有时提及，中国北宋期间、明清之际，有商业资本活跃的情形，并提
出一个全国市场的形貌。乍看起来，好像与欧洲的国际市场不相上下。但是仔细比
较以后，则可以指出中国从未产生一个如此各地区各就所长，分工合作到如此程度
的局面。同时荷兰人已经在西欧和北欧有了相当的制海权，中国历史里更无此事例。
至于阿姆斯特丹，10万人口中特权阶级执国家经济各前进部门之牛耳，又通过共和
国之特殊体制，左右其内政与外交的情形，更不是山西商人或徽州商人可以梦想之
事，即本书最粗浅的解释，也可以说明两方有天渊之别。
过去有很多学者强调荷兰商人是靠剥削掠夺殖民地来累积资本。20世纪后一般
的看法则重视历史上的小商人刻苦成家，如莫特里所说的，“渔人和河上的筏夫成
为海上的冒险家和商业的皇子”，以及“穷困的法兰德斯织工变成雄厚的制造家”。
这种情形诚然有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绅商，并非在17世纪初期突然发富。即
如我们列举以上银行、股票市场、造船和国际贸易的展开，也隐约可以推断其后面
必有一段艰难创造的背景。但这也不是说剥削掠夺并未发生，这一点即荷兰本国的
历史家也不隐讳。
荷兰东印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