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
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
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
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
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
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
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
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
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
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
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
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
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
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
作生死战。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
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
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
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
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
差劲。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
是一段连续“失败”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
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
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
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
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他们“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
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
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
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30多年之后。公元1898年的“百
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
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
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
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
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①通常很少提及的，英国本身也须经过一段改造才能为一个商业性的国家。宗
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之银行家经理在英收入之汇兑，他们通常先预付于教廷，再利
用各地所收集与英国之牧羊者构成契约。于此，他们操纵了英国羊毛向欧洲大陆之
出口。伦敦之银行衡称“朗巴德街”（LombardStreet），乃因当日之意大利人混
称为“朗巴德人”（Lombards）。因此意大利人之区域已有日后在中自出现之“租
界”的现象，因条约而开的通商口岸内有特别区域，由西方人管理。在上述情形之
下，意大利人亦享受“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名义上治外法权为互
惠，可是对英国人缺乏意义。因英人在威尼斯、热那亚及酉安纳居住者少。英国站
在劣势之地位，因为商业法律无法在乡村实行。因之当时英国不能说可以在过国字
上管理，或在货币上管理。这种情形一直到内战期间及斯图亚特（St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