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

    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

    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

    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

    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

    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

    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

    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

    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

    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

    清朝皇帝的优点和劣点已经摆在眼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他们等于

    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

    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处。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

    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物，也注

    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

    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

    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

    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

    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

    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

    也会悲痛惨切。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

    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

    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

    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

    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

    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

    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

    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150年内部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口的激增。

    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无可怀疑的，在满清前4个皇帝在

    位期间，他们统辖的人口已经增加一倍。在这农业国家内，劳力即是资本，农业上

    的剩余很难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开拓的新耕地日

    见稀少，这国家就不幸地落入马尔萨斯的“惨淡的科学”范畴里去。马氏的人口论

    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

    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苏州和南京地区间，丝

    织品的缎机据称数以万计。制盐业、铜矿和瓷业的制造雇佣了大量劳工。这些传闻

    通常零星地载于各种资料之内，缺乏详细的记载陪衬，有时使现在的读者感到迷惑

    和怀疑。实际上这些情形最多不过表现，迄至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仍有若干财

    富单独集中的例子，为西方所无。可是这些零星的情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系统。如果

    我们一定要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话，我们一定要想象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

    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

    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

    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

    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于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

    使它继续成长生利。及至今日为止，所有的国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经验后，即发

    觉其转变无可逆转。中国在1800年毫无与这程序接近的征象。所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