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的人又怎么办呢？请一班和尚来，念几卷经，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经自
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经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死了人，要“点主”。把神主牌写好，把那“主”字上头的一点空着，请一位
乡绅来点主。把一只雄鸡头上的鸡冠切破，那位赵乡绅把朱笔蘸饱了鸡冠血，点上
“主”字。从此死者灵魂遂凭依在神主牌上了。
吊丧须用挽联，贺婚贺寿须用贺联；讲究的送幛子，更讲究的送祭文寿序。都
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板梦想发大财，也有法子。请村口王老师写副门联：“生意兴隆通
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也可以过发财的瘾了。
赵乡绅也有他的梦想，所以他也写副门联：“总集福荫，备致嘉祥。”
王老师虽是不通，虽是下流，但他也得写一副门联：“文章华国，忠孝传家。”
豆腐店老板心里还不很满足，又去请王老师替他写一个大红春帖：“对我生财”，
贴在对面墙上，于是他的宝号就发财的样子十足了。
王老师去年的家运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来，拜了天地，洗净手，拿起笔
来，写个红帖子，“戊辰发笔，添丁进财。”他今年一定时运大来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古时候，父名晋，儿子不得应进士考试。现在宽
的多了，但避讳的风俗还存在一般社会里。皇帝的名字现在不避讳了。但孙中山死
后，“中山”尽管可用作学校地方或货品的名称，“孙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实同
志都应该称他为“先总理”。
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
送到大学院去。
北京下来之后，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
议改南京做“中京”了。还有人郑重提议“故宫博物院”应该改作“废宫博物院”。
将来这样大改革的事业正多呢。
前不多时，南京的《京报附刊》的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标题是“军事委员会政
治训练部宣传处艺术科写标语之忙碌”。
图上是五六个中山装的青年忙着写标语；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满铺着写好
了的标语，有大字，有小字，有长句，有短句。
这不过是“写”的一部分工作；还有拟标语的，有讨论审定标语的，还有贴标
语的。
五月初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旅行所
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总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着“枪毙田
中义一”的，有写着“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杀尽矮贼”而把“矮贼”两字
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字一样。
“人”字倒写，人就会回来了：“矮贼”倒写，矮贼也就算打倒了。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
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
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
试问墙上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同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
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衣钵？
试问墙上贴一张“活埋田中义一”同小孩子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有什么分
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法宝？
试问“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同王阿毛贴的“阿发黄病打死”，有什
么分别？
王阿毛尽够做老师了，何须远学莫斯科呢？
自然，在党国领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语是一种宣传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
中小学生的心里，在第九十九师十五 连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员的心里，口号标语便
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罢了。如果“打倒帝国主义”是标语，那么，第十区的
第七小学为什么不可贴“杀尽矮贼”的标语呢？如果“打倒汪精卫”是正当的标语，
那么“活埋田中义一”为什么不是正当的标语呢？
如果多贴几张“打倒汪精卫”可以有效果，那么，你何以见得多贴几张“活埋
田中义一”不会使田中义一打个寒噤呢？
故从历史考据的眼光看来，口号标语正是“名教”的正传嫡派。因为在绝大多
数人的心里，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门上写一条
“姜太公在此”，有灵则两者都应该有灵，无效则两者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