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种信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
当然，在平抚西域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如邢漠飞之辈的怨恨与血泪，但国家民族的利益，从来不能仅以正义和非正义来加以考量，否则宁道奇约战宋缺，就实实在在是无耻之尤了。
在西域的局势告一段落之后，石之轩的目光又投向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高丽。
说起隋炀帝征高丽，历代史学家所给的评价基本上都是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甚至因此而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这个观点同样出于唐代史观，并在极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的研究者。然而当我们跳出国内政治的框架，从国际政治的高度来考量隋炀帝的远征高丽，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隋唐之际的君主，为什么会前仆后续地将征高丽作为必须达成的目标之一。
《隋书-高丽传》说，高丽王得知隋平陈后大惧，立即“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可见隋的统一对于当时东亚政治格局影响之大。南北分治时，分立王朝均无力北向，而当中原大地一统于隋，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开始由势力均衡的多极分立向以隋为中心的单极化国际关系转变。
《大唐》中对于高丽，颇有清代诸君将当时的日本视为“蕞尔小邦”的误解。然而实则高丽在辽东的经略，却严重挑战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单极国际体系。高丽自魏晋以来，趁中国内乱之际向西北扩张，在经过了与曹魏及鲜卑慕容氏的几次生死搏斗，牢牢占据了辽河流域。
辽河流域位居中原王朝与突厥势力的交界点，对中原王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只要控制了辽河流域，也便可以控制东胡各族及国家，如此便可斩断势力已达此地的突厥人之左膀右臂，进而构成夹击突厥的有利形势。
然而高丽占据了辽河流域之后，不但由此获得了肥沃农田，从而经济实力大涨。更以辽河流域为基地，开始将东胡各族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了手里，形成了突厥与中原王朝两大势力间一个微妙的“关键少数”。
从隋文帝至炀帝年间，对于高丽控制下的契丹、靺鞨等东胡族艰难而收效甚微的招抚过程，便可以知道高丽虽然不具备独力对抗中原王朝的实力，但其存在并对东胡各族保持着的实际控制力，在事实上使得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难以真正地最终确立。
更有甚者，高丽控制着辽河流域这样的战略要地，如果其与突厥相勾结，则隋将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严重威胁。是以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当隋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内无意间发现高丽使节，顿时震怒不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高丽与突厥结盟的潜在危险，已经有了浮上台面的征兆。
大业三年（607年），自启民帐内回朝后，隋炀帝就立即召集群臣讨论高丽问题，当时的裴矩就列举了两大理由攻伐高丽，一是高丽原是中国领土；二是高丽不臣。大业七年（611年），隋朝已臣服了东西突厥，打通西域，征服西南，四方来朝，基本建立起了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举目四顾，唯有高丽仍不臣服，甚至还潜通突厥，阻碍东亚国家入朝，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于是，炀帝下诏讨伐高丽，以期在东亚最终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
然而在这个时候，石之轩的信念，以及他经略西域的成功经验，却使他劝说隋炀帝采用了一个类近于赌博的手段，从而使得这一场本来势在必行的征高丽之战，受尽后世史学家千古唾骂。
大业八年，隋113万大军分成24军，日发一军，相去40里，首尾相继，长达960里。若再加上二百多万馈运夫丁，真可谓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这种小说家都难以想象出来的出征规模，由于其戏剧般的铺张受尽唾骂，当时的隋兵部尚书段文振便直言上书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今日如果我们抛开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却可以发现而这样不合理的安排背后所包含的深刻用意。
首先，早在大业三年六月隋炀帝出巡突厥时，“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隔，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毫无疑问，讨伐高丽是兵巡突厥的翻版。《资治通鉴》说得很清楚，兵巡突厥的目的是“出塞耀兵”。同样地，征伐高丽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耀兵。重要的是，耀兵的对象不仅限于高丽。《资治通鉴》大业八年二月条载：炀帝“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曷萨那可汗即西突厥处罗可汗。隋炀帝深知，突厥等国入朝是为形势所逼，并非诚心悦服。所以，他调集全国兵力，一方面想先声夺人，压服高丽，同时向各国示威，使之不敢反叛。因此，出兵高丽是一箭双雕的威慑行动。其次，十分明显，隋炀帝大规模出兵，意不在战，而在不战而胜。这一点，从隋炀帝的以下措施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在二十四军里，每军都设置受降使者，“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这类受降、慰抚使者直接听命于隋炀帝，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左右战场统帅的指挥。如慰抚使刘士龙制止于仲文逮捕高丽大将乙支文德的严重错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