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之
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
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
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
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
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
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
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
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
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
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
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
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
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
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
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
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
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
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
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
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
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厘革。”
尚书陆澄议：“遗文余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
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
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
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
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
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
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飨帝共
日之证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唯南
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
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
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
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春秋感
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
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
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
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
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
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之义，兆
于南郊，就阳位也。故以高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郊
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
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泰始薄加修广，永
明初弥渐高丽，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前代帝皇，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
为者，深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
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