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操纵着六架石印机。
全社最初只有半块石头，以前则没有石头，因为报用油印，由现任社长的秦春风担任收电、撰稿、编辑，由另一人担任蜡纸，印刷，发行。那是已经在敌人退出去以后了。在敌人来以前，全城更只有一种由商人把无线电广播的新闻抄在纸上卖钱的东西。再以前，在战前，则类似这一套的玩意儿都没有了。
现在全社工作的有五十人。报已扩充到八开式的四版，有社论，有战讯，有国外要闻，有地方通讯，有副刊。管理部的墙壁上挂了五张统计表，统计改用石印后，七月起至十一月止五个月内每日的开支。中间一张总表，两边四张统计印刷费、邮寄费、杂费、生活费，每一张表上耸立着以六十度斜势，一支高过一支的五支黑柱。报的销路已有三千，每份报的读者当然还不止三十个。地域当然限于晋东南。发行部的墙上贴了少数定阅单位的读者的地址与姓名。屯留一县中我看到了有这样不同的读者：
李高村转×宋村革命室
崔留村孙轼
郭村杨德堂
路村转栗村段权中
军电局赵慎斋
丰仪镇村箱柜交冯作新
新民村基督临时安息会鹿慧生
走到报社的民族革命室，你就仿佛进了缩小的晋东南，十几张的县图底下挂着三十多种报。这里现在已经办到每县至少有一种报了。它们中有油印的，有石印的，有一种用铅印的，就是《中国人报》，间日刊，已经发行了几个月，每期销一万五千份。
用石印翻版的《论持久战》，《抗战游击战的一般问题》，《人类的故事》，也到处被抢着看。成立不久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社长走在街时常被青年拉住了问他们又出了什么新书。出版社也就不息的翻印着，编印着种种小册子。他们编了一部小学战时读本，预备印八万册。他们知道抗战建国的大工程不能搁在空洞的基础上。
所以牺牲救国同盟会上党中心区办事处的王兴让同志，在和我们用左手（因为他断了右臂）握了手，和我们讲了多少年轻人都做了县长了，多少村子已经有了民选村长了，多少剧团已经到处演出了，多少自卫队甚至连回民义勇队已经组织起来了，多少救国会已经成立了以后，也要严肃的加上一句说：“现在这里什么都有了个框子，就等待充实。”
山西第五行政区戎胜伍专员的结论则是：“别处怕民众起来，我们这里就怕民众不起来。”
戎专员也不必怕，1938年12月l1日，就有陵川民众代表五十余到他面前来请愿撤换他们的贪污县长师人风。民众的沉痛呼声把老实的戎专员感动得红了眼睛。“你们的痛苦我都知道，”他说，一边伸出了手，“看，我的也是农民的手呀。”
请愿的代表大多是农民。留在长治静候消息的三个代表（其中一个已经长了白胡子）就住在第五行政区农民救国会里。农民救国会里经常住五个常务委员。他们是从五个县的乡下来的道地庄稼人。武装部主任，从潞城来的，穿着黄铜葡萄式扣子斜襟的黑布棉袄而照军装规矩的束了一根皮带。他只在襄垣受过一星期的训练。到这里就什么都办得有条理了。另一个农民，担任秘书的，在12月20日第五行政区工人救国会成立会上，虽然是怯生生的，毕竟上台致词了。
参加这个成立会的各县工人救国会代表一共到了二百多人，其中十分之一光着头。十分之二用毛巾包头，十分之五戴瓜皮小帽，十分之一戴皮帽，十分之一戴军帽。可是一听说唱歌，老老少少，毫不忸怩，“工农商学兵……”大家合上来唱了。长治县妇女救国会办事处的桌子上搁着黑布和针线，因为他们正在发动会员给青年救国会做二百双鞋子。
同一院子的长治儿童救国会的房间里则挂着几支电棒，一看就令人想起那些小英雄的光芒与威棱，两个十五岁的乡下孩子，一胖一瘦，都是委员了。胖的指瘦的对我们说：“他管组织部。”他自己呢？“锄奸部，”他回答。听到说“锄奸”，我们就立刻想起当地报纸上每隔若干日总可以读到的各地儿童团抓住汉奸的新闻。提起这些事来，锄奸部主任淡淡的解释了：“都是些小汉奸”。“都是和你一样小吗？”我们打趣说。“并不是人小呀，”他只微微的一笑。他们大多是下毒药的，贩白面金丹的。儿童团查路条最认真。为不给看路条，长子县儿童团扣过县长，陵川县儿童团扣过洋教士，平顺龙镇的儿童团中把自己的舅父都扣了。从他们充满了幼稚的字迹的“工作报告簿”上，我们可以随便翻出几条来看看他们办起事来那副认真的面孔：四区报告，韩村村副不负责。须村儿童放哨不确实，教员不负责，自卫队黑夜不放哨，一个人借了一个通行证。南和没有学生放哨。
二区报告，苏店宣传队成立，每星期一下；侦察队成立，每星期上早操。晋寺宣传队成立，每半月宣传一回；募捐队已经成立，没有笔墨。
长治马路宽。长治城大，空地多，于是大家也就感到一点“不满”──不是“不满意”，而是“不满足”。精神上和实际上的空间老是填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