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国、溢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渤泥国。”
之所以要将外国分为两类，一是保持睦邻友好交往的“不征之国”；二是需要提高警惕，谨慎防备的“敌国”，区别对待，确定不同的外交政策，是因为在朱元璋看来，中国是一个农耕为本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不需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俘获更多的劳动力；同时，工商业不发达，也不需要海外市场。而对外用兵不但要花钱，还要死人，打了胜仗“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等若没有什么好处；若是兵败，就更加划不来了。因此，这些国家只要愿做大明天朝上国的藩属，按期朝贡，就不能妄加刀兵。
对此，即便深感被束缚住了手脚，使他不能未雨绸缪地解决小曰本和西方列强的后患，又不能高举正义大旗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穷苦大众、维护世界和平的的朱厚熜，也不得不承认，朱元璋这个泥腿子拟定的外交政策，比其他朝代的那些雄心勃勃，恨不得把地球踩在脚下，把七大洲四大洋全都纳入帝国版图的开国皇帝进步多了。不过，对于曰本，朱元璋亲加御批“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却还是将其列入“不征之国”，就让朱厚熜觉得自己那个名义上的老祖宗实在是过于滥好人了。
《皇明祖训》上之所以只列出了十五不征之国，是因为明朝初年，朱元璋眼中的世界，也就是东亚和东南亚这么大的一块地盘，至于传说中的印度、波斯，似乎远在天边，大概也不会与中国兵戎相见。洪武之后的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引来了古里、阿丹、刺撒、木古都束等远在南亚、中东和东非的国家遣使来朝，一心要做“九州共主”的明成祖朱棣见到如此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盛况，大为欢喜，也就不顾老爹朱元璋关于《皇明祖训》不许改易一字的遗训，又将那些国家列名其中，“十五不征之国”便成了如今的“三十不征之国”。
好在不论是“十五不征之国”，还是“三十不征之国”，前提都是“不为中国患”。那些被大明列为征伐对象的西番诸国，无不犯下了虐杀大明臣民百姓的滔天大罪。人命关天，杀人偿命便是亘古不移的至理，更何况惨死异域的人之中，还有不少藩王宗亲，虽说他们都是曾犯下谋逆大罪的去国罪人，毕竟是太祖血脉、天家枝叶，岂能容忍夷狄杀戮而置若罔闻？由翰林院恭撰、六部九卿集议、内阁学士斧正，再报经皇上御览定稿的讨夷檄文上说的明明白白：泱泱中华，礼仪之邦，历来奉行的是睦邻友好、薄来厚往的外交政策，怀仁义以化远人，厚恩赏以示羁縻，从不持强凌弱，妄加刀兵于异域番邦；但是，“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胆敢明犯大明天威者，虽远必诛！
这篇义正辞严的讨夷檄文以及那些逃回国内的海外侨胞的血泪控诉，都被刊载于《民报》之上，公诸于众。《民报》原本就是翰林院和国子监联合开办，如今已与通政使司主办的邸报一样，俨然成为朝廷喉舌，遇有这等国之大事，自然谨遵圣谕，连篇累牍地刊登了不少达官显贵、士林名流撰写的悼亡或讨夷诗文，营造起了举国同悲、群情激愤的舆论氛围。在这种情势下，谁敢说皇上出兵惩诫西番诸国之举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当年钦定《皇明祖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