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严嵩和夏言两位内阁辅弼重臣都不再持有异议，朱厚熜便说：“这些事情就这么说定了。严阁老、夏阁老下去之后按照方才议定的部署，速速发出廷寄，着令各有司衙门迅即着手开展各项准备工作。军情如火，刻不容缓，这段日子就辛苦两位阁老了！”
皇上这么说就意味着此次召见已经结束，严嵩和夏言两人本应叩头告退。可是，他们却没有动步的意思，反而是严嵩犹豫了一下，说道：“皇上可否将西洋急报赐于翰林院，以便草拟讨夷檄文？”
朱厚熜这才想起来，自己只顾忙着部署远征事宜，还没有向两位内阁辅弼重臣说明情报的来源。严嵩便以为是镇抚司的密报，因此才这样犹豫。他的心中不禁哑然失笑——不知道详情始末，翰林院何以草拟檄文？内阁又有如何向各部院寺司、各省府州县通报此事？
不过，严嵩这么说恰好提醒了他，当前还有另外一件大事要办，当即叹道：“朕心忧荣王及侨居海外的百姓安危，乱了方寸，竟忘了向你们说明。此次西洋生变的情报，是徐海派人送回国内的。方才登闻鼓响，正是为着此事。”
接着，他又忍不住得意地说：“徐海派回来的人已回国月余，却苦于见不着朕，得亏朝廷恢复了太祖高皇帝登闻鼓旧制，他们才得以将这一紧急军情上奏给朕，足见上苍怜悯朕一片爱民之心。”
徐海？
严嵩和夏言先是一怔，觉得这个名字似曾相识，随即便都想了起来：皇上所说的那个徐海竟是东海舰队的逃卒叛军、如今为祸西洋海路的巨寇头目！
两位阁老不由得面色剧变，多年圣贤教诲、宦海浮沉练就的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内敛养气功夫此刻都失效了。随即，他们的眉头都又深深地锁了起来。
有明一代，尽管有明太祖朱元璋“片帆寸板不得下海”的煌煌祖制，但朝野内外关于海市是开是罢、海寇是剿是抚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过。嘉靖初年，因日本贡使发生“争贡之役”，朝廷罢市舶司，厉行海禁，导致海寇丛生、倭乱愈演愈烈。嘉靖二十四年，朝廷为了尽快平定江南叛乱，借助海商之力运兵南下，废弛海禁，开放海市，原本被视为海寇的海商几乎全部受了朝廷的招安，做起了正当生意，不但再也没有勾结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州县市镇，使困扰大明王朝多年的海防为之一清；而且每年给朝廷缴纳数以百万计的榷税关税，成为朝廷赋税增收的一大支柱。除了极少数迂腐守旧的官绅士子对此仍持有异议，认为朝廷在养虎为患，虽可苟安一时，终究还是要深受其害之外，朝野内外绝大多数的有识之士都已经接受了“海市不开，海寇不止，倭乱难平；海市一开，寇转为商，足为樊篱”的观点。但是，徐海是什么人？不但是匪性难改的海上巨寇，还是犯下了不赦之罪的逃卒叛军，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可谓是九死难恕、凌迟难诛。他为何要不远万里，派人回国报讯？还有，他送回的敌情是否可信？会不会是他们勾结佛朗机人，捏造假情报，意欲诱骗大明海军驰援吕宋，而他们则预先埋伏于海域咽喉锁钥之地，伏击日后势必要挥师南下、清剿海寇的大明海军？
严嵩和夏言两人的反应正在朱厚熜的意料之中，他板起面孔问道：“两位阁老是否在怀疑怀疑徐海派人回国报讯的动机？”
妄加猜度他人不合君子之道，被皇上一语道破心中所想，严嵩和夏言两人略微有些尴尬。不过，兵凶国危，他们身为柄国重臣，也不敢草率从事。严嵩便委婉地说：“君父天听若雷，神目如电，臣等不敢妄加猜度他人。然兵法有云，兵者，凶也，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依臣之愚见，整饬武备、谋划远征诸事仍由内阁督促五府、六部各有司衙门加紧去办，发布檄文一事可否稍缓几日，待另有消息传来，印证确凿之后再诏告天下？”
朱厚熜把视线投向了夏言，问道：“夏阁老怎么看？”
夏言毫不犹豫地说：“严阁老这是老成谋国之言。兹事体大，确不能听凭一面之辞。”
尽管朱厚熜觉得这纯属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但他心里清楚，对于并不知悉“月之暗面”行动内情的严嵩和夏言两人来说，能做出这样的妥协也实属难得。而据陈东说，佛朗机人早在五月中旬便已大举进攻吕宋，只是因为他们封锁了海港，镇抚司派往荣王府和吕宋的暗探才未能把这一消息及时送出。如今已过了近三个月，无论是他们，还是前往吕宋货殖的大明海商，大概也都能找到机会送回求援的急报了，确实不必急于一时，免得被两位老奸巨猾的内阁学士猜到了徐海的真实身份……
想到这里，他假装生气地说：“圣人云，盗亦有道。徐海虽沦为海寇，却从不加刀兵于我大明海商，朕相信他也不会全然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抛到了九霄云外，更不会坐视自己的同胞惨遭夷人杀戮，故此才派人冒死回国报讯。朝廷却还要怀疑他，若是被他知道，岂不令他心寒齿冷？”
那日被吕芳敲打之后，严嵩越发小心了，甚或认为皇上并不是从徐海派来的人那里得知西洋生变的消息，而是又在梦中得到天人示警，赶紧跪了下来，正要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