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自己喝上几口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被人视为“名臣廉吏”的夏言、徐阶尚且如此，严嵩一党就更可想而知。正所谓水至清而无鱼，若要严格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制定的法律惩贪肃奸，大明朝堂乃至两京一十三省各级官府衙门只怕就要人去楼空了！因此，朱厚熜尽管一直强调清廉为官，时刻警钟长鸣，还专门在镇抚司下面设立了大明反贪局，派出大量暗探番子密切监视这些当朝大僚的一举一动，但是，只要他们的贪腐行为不是那么过分，不影响朝局稳定，不逼得百姓活不下去，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毛主席曾经说过，路线一旦确定，干部就成为关键因素。如今大明朝正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嘉靖新政的“路线”已经确定，具体落实还得靠内阁、六部及各省府州县，成败也取决于各级封建官员这些“干部”。尤其是江南正值推行改稻为桑的关键时刻，这可关系到中国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否日渐茁壮成长。如果夏言、刘清渠等人撂挑子不干或者阳奉阴违暗中阻挠，换上严嵩手底下那帮人，兴许更干不好，他们会肆无忌惮地去贪，盘剥商贾、欺压百姓，大明王朝乃至中国就跟那个时空一样没有希望了……
此外，自己还没有亲自到苏州等其他地方看过，也不能听凭赵鼎的一面之辞，就断言“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会增添了民生之难，松江有松江的实情，苏州有苏州的实情，兴许苏州那个探花知府齐汉生也能有办法破解这个难题，闯出一个“苏州模式”出来……
想到这里，朱厚熜不动声色地说：“你这么说，倒也能说的过去。既然你的书信已经寄到了京城，到底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有没有效果，等徐阁老给你回信再说吧。虽说朝廷三令五申，各级官府衙门不得随意干预商贸货殖，但百姓的根本权益还是应该受到保护，倘若那些买田的大户果真借着天灾发国难财，天理不容，国法难恕，官府当然应该过问。尤其是我大明官员的家人，世受皇恩，更要上体君忧国难，下体民生困顿，为乡里士绅做一表率。不能因为朝廷如今实行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之法，断绝了他们广纳投献之门，每年还要向朝廷缴纳若干钱粮赋税，就想着要趁朝廷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从这里找补回来！”
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朝廷之所以定下要在江南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本意是既要利国，更要利民，民富则国强，只要百姓富庶安乐，朝廷何愁国库空虚？所以朝廷制定的方略中定下了若干优惠政策，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了棉商、织户和棉农。从这个思路来说，只要朝廷把住了口子，切实把该上缴国家的赋税收到国库，把该给棉商、织户、棉农的利润还利于民，‘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还是可行的。松江府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是有那些豪富大户、不法商人贪心不足，还想把百姓那一部分也侵夺了去，于是就压低田价，虐民自肥而已。而你限定田价的法子既是保护了灾民的利益；其实也是替朝廷把住了这道口子。夏阁老和刘中丞不肯采纳你的意见，或许是不能体察你松江府的实情，也或许是推行国策求得成效之心过于操切了，你先照着你的想法干起来，等我到南京之后，自然会好好跟他们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