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议案，其实就是决定，言简意赅，只有短短六条两百余字，朱厚熜很快就看完了，随手递给身旁的高拱，不动声色地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皇上亲垂顾问，给了赵鼎莫大勇气，说：“微臣愚钝，前前后后读了不下千遍，依然觉得这个议案与‘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的初衷略有不符。”
“哪里不符？”
“这个议案只有方略的前四个字，没有后四个字。”
朱厚熜微微一笑：“我说崇君啊，这里不是翰林院，在场的诸人也都不如你了解松江的实情，你不妨把话说的明白些，有什么难处也都说出来，我们大家一同商议。人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还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兴许还能给你出个主意。”
“是。”赵鼎说：“微臣冒昧猜测，苏州知府齐大人提出这个方略的初衷，是让那些有钱的人拿出钱粮来买灾民的田，然后改种桑棉，既推行了国策，又赈济了灾民，可谓一举两得。可是，这个议案通篇说的都是如何让那些豪富之家、巨商大贾赶快把田买了，赶紧改种桑棉。至于那些买田的大户会不会趁灾情压低田价，那些卖田的灾民卖了田以后能不能过日子，这个议案上面却是一字无有。”
说着说着，赵鼎内心之中积压了好多天的忧思和愤懑被激发了起来，也不顾君前失仪，站了起来：“按这个议案施行，倘若真出现了买田大户趁机压低田价之情事，十石一亩、八石一亩，百姓卖是不卖，官府管是不管？管之则与省里议案不符；如果不管，‘以改兼赈’便只解了国计之难，反添了民生之难，这便不是两难自解。是以臣以为，国计民生兼则两全，偏则俱废，不能为了增产丝绸棉帛，就一任百姓失了生计！”
众人都愣住了，看着满脸激愤之色，慷慨陈辞的赵鼎，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上疏抗谏新政，身受廷杖仍昂然大喊“我自有胆，何需蛇胆！”的青年官员……
高拱此刻已经看完了那份议案，又传递给了张居正。对于赵鼎的话，他觉得颇有几分道理，但不免有些危言耸听，似乎还隐隐地带着反诘朝廷改稻为桑的情绪；加之这份议案经过了自己柄国执政十几年的恩师夏言的首肯，他在感情上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定的倾斜。既然刚才皇上说了“大家一同商议”的话，想必是要让身边的人畅所欲言，他也就不必顾虑什么，说道：“赵大人，在下倒觉得问题或许没有这么严重。”
赵鼎似乎还没有从方才的情绪中走出来，直冲冲地说：“请指教。”
这样的语气未免有些生硬，但高拱知道自己的这位状元同年就是这样的脾气，也不计较，继续说道：“比如说，你所说的那些卖田的灾民卖了田以后能不能过日子的疑问，在下就不敢苟同。依在下之愚见，百姓把田卖了，也不见得就没了活路。就像现在有许多百姓都没有自己的田地，都是靠租官田或大户人家的田来种，也能有口饭吃。同样，稻田改了桑田棉田，也要人种，还要人采，更要人去养蚕缫丝、弹花纺线，最后还得靠人去织成丝绸棉帛。那些大户买了那么多的田，一年要产那么多的丝绵棉帛，他们自己又不会种田织布，不雇用那些没有田的百姓，又靠谁去种，靠谁去织？今年的灾民把自耕的稻田卖了，明年无非是受雇于大户田主去种桑养蚕、种棉纺线。人不死，粮不断，我大明朝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子民百姓就因为没了自己的田地而断了生计，活活饿死。”
赵鼎毫不客气地说：“下官敢问高大人一句，可知道租种大户人家的田，雇农和田主租赋几何吗？”
高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下虽未曾外放地方，不过，这个问题赵大人可难不倒在下。我《大明律》载有明文，租赋不得超过四六。鄙乡的规矩，雇农田主大致都是五五分成。”
赵鼎说：“高大人说的都是正论。可是，下官却担心，无田的百姓多了，都争着租田耕种，田主倘若提高租赋，三七、二八，甚至一九，百姓租是不租？不租则无以为生，为了活命，大致也只能忍辱负重。这并非是下官危言耸听。当初朝廷也曾推行改稻为桑，那些丝绵大户公然提出按‘六、三、一’分润，六成归自己，三成上缴国家，只分一成给百姓，以致皇上富民强国之良法善政却成了官商牟取暴利之良机，更险些成为致乱之源，当初坐镇南都的吕公公才不得不上奏朝廷，紧急叫停了改稻为桑之国策，致使这一良法善政延误四年之久。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说着说着，赵鼎又激动了起来：“苏松两府田地多在官而不在民，民田不过十中一二，官田多肥沃，赋税高达数斗乃至一石；民田多贫瘠，亦达数升乃至一斗。平均下来，两地百姓所承担的赋税，原本就比其他州县高出数倍，区区两府之地，每年赋税已几近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赋税总和的十分之一。以本府治所华亭而论，在籍百姓四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二人，在册田亩五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亩九分，其中有四十万八千四百亩为官田，民田只有十一万八千亩，其中有一多半是棉业大户的棉田，百姓的稻田不足五万亩。每亩一季丰年可产稻谷两石五斗，多不过三石。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