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首重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早朝之时，朱厚熜以这样一句话拉开了嘉靖新政的帷幕。
“吏治不清，必致朝政败坏，累及民生。我朝开国之初，太祖高皇帝便定下律法，以六年为期实行京察，年老有疾者致仕，疲软无为及素行不谨者关带闲住，浮躁及才力不堪其用者贬谪罢黜，贪酷不法者削籍为民。此乃太祖文皇帝留给子孙万世垂治天下之成法。但朕以为，如今我朝已进入中平守成之期，吏贪官横之情状较之洪武年间尤有过之，京察当由原来六年一期改为三年一期，自嘉靖一十八年京察之后至今已三年，朕此前已着内阁阁员、吏部侍郎徐阶会同都察院都御史陈镒主持嘉靖二十二年京察，由两京各大衙门司员职官自述三年来的秉职情状，行谋是否保善家邦，言事是否苟利社稷；有何等职绩，慷慨任事于法制之内；有何等缺失，毁瘁置君于暗墨之中。四品以上官员自陈得失之奏疏上呈御前，由朕决定升降去留；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裁汰罢黜。去留即定之后，任职若有其他过失隐瞒未报者，由六科给事中或都察院御史予以纠劾拾遗，从重论处，以儆效尤。凡京察中被罢官者，终身不复用。”
“实行京察考究京官得失，罢黜邪佞之徒及贪官污吏只是其一，我朝一大弊政乃是各衙门批复公文虽多却未能落到实处，以致朝廷政令难以施行。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当实行考成法以从严考究各级衙门及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自即日起，京城各大衙门当设立三本账，一本为底本，留衙存照；一本按职份分送六科，一本送内阁，由内阁稽查六科，由六科稽查六部；应天、顺天两府和一十三省各省府州县也应建立公务登记台账，办理公文必须按时登记备查，上司衙门对其实行月考年稽，以保障朝廷法令如疾雷迅风，大行于天下。
“内阁掌中枢之职，上承朕意，下领百官，朕以社稷相托，付之九州国运、亿兆民生。两京一十三省应以半年为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由内阁会同吏部对京师各大衙门及各地牧民之官考勤考绩，甄别全国官吏勤惰贤愚。今后官吏进退升罢，皆以考绩为准，都察院与六科廊一干风宪言官稽查有司信赏必罚，不得徇私舞弊。各部院司寺及各省府州县官吏当谨奉王命，安守臣职，清廉为官，清平治政，方不负朕及万民之托。若有作奸犯科、玩忽职守甚或恣行酷政、鱼肉百姓者，朕能容之，国朝律法也难能容之！”
还未等朝臣从震惊中缓过劲来，朱厚熜又说：“朕近日查究国朝财政，历年岁入不足银三百万，粮两千三百一十九万四千石。而两京一十三省领食朝廷俸禄者，计有文官一万八千人，吏员四万二千人，武官三万五千人，卫所三百九十四个，九边军八十九万人，另有廪赡生员八万五千八百人。如今乃是官员缺禄米，军卒缺粮饷，各省府州县更缺应急备荒之粮储。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市井俗语更说‘民无粮不稳，军无粮必乱’，整顿吏治之外，时下最紧要的便是要改变税制，开源节流，增加岁入！”
“开源节流，是解决时下财政危局之唯一办法。论及开源，除盐茶铜铁等朝廷专营之政可课税外，第一等便是田赋。天下田亩皆有定额，以嘉靖八年清查全国田亩之统计数额计，共计九百二十七万五千六百零二顷又八十五亩。近十余年来虽未清查，但依朕之见，近年四边不靖，关外及江浙难民纷纷弃田而逃，如今实耕之地未见其增，反略减之。纵是发动百姓垦荒，依照国朝旧制，也是三年不起课，再三年减半征取，一时也无可加增。”
朝臣们又是一震，都以为皇上要加征赋税了，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开始在心里斟酌措辞，想为民请命劝谏皇上，却听到朱厚熜又说：“国朝自太祖高皇帝开国以来，已历一十一帝，每位先帝都对皇亲国戚近侍功臣赏赐土地以示恩典。据宗人府簿册登记，截至嘉靖二十一年，在籍皇室宗亲有两千六百二十七人，计有亲王十八位，郡王五十六位，世子四位，长子二十一位，镇国将军一百二十三位，辅国将军二百三十五位，奉国将军二百六十四位，镇国中尉八十五位，辅国中尉三十一位，奉国中尉二十九位，未封名爵者一千三百七十九位，庶人三百八十二位。这些宗亲每人名下都有赏赐田地，多者上万余顷，少者也有几百亩，合计二十多万顷。此外，外戚、勋贵、内侍、功臣及寺观等受赐子粒田更不可计数。按朝廷规制，上述人等田产一律不起课征税，便有一干刁民贪图蝇头小利，甘愿卖身为奴将田产寄名其下，只缴纳低于朝廷赋税之田租，又无须承担徭役，宗亲贵戚得了偌大实惠，朝廷却少了许多赋税收入。户部据各地申报豁免赋税统计，至去年此等免课田地合计已达四十六万七千余顷。这数十万顷良田既非官民所有又非军屯所用，若能起课，一年可增赋税银二百万两，粮近四百万石。朕念及天亲之情，许其将多占民田发还于民，受赐子粒田以民田赋税之半起课纳税以为国用，由户部并各省府州县参酌实情确定，上呈御览。”
如果说朝臣们对于皇上起意要对宗室贵戚受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