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联系，那个贯穿人物始终、网络人物命脉的线索，是研究性格的基本工作。贾宝玉性格的根本线索就是他的情的观念和方式，而这又与他的经历和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贾宝玉自小生活在一群烂漫天真、美丽温柔的女孩中间，远离利害和炎凉，日日斟情用情，与周围的人只发生情感关系，无论相悦还是相怨，总不涉及经济和其它。因而有情无情，情之疏密、雅俗及趣向就成为他品评人物、议论是非的一个重要标准了。他认为女儿清雅，是水做的骨头，是说女儿纯情、天真，不涉世俗，不失天性；说男人愚浊，是泥做的骨头，是说男人出入利害，失却天性，成为利禄之徒。他喜欢能够超越利害、潇洒脱俗、以情相与的男人，如秦钟、柳湘莲、蒋玉涵等，当然也就讨厌那些以利禄为事、以利害为务、不重感情、没有雅意的男人。这样的观念和情感，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意淫。即以情相与，所谓体贴。对任何人，在任何事，他都习惯以情相处，把利害关系置换为情感关系。事实上，现实中人除了利欲别无存想，根本无法感应他的情，相反许多时候只在误解甚至鄙弃，就如傅试家的老妈子把宝玉不顾自己烫伤却去关心小丫环的举动视为痴傻一样。贾宝玉在这个利的世界里感到深深的孤独和寂寞。
（2）研究心理
把握了人物的性格，了解其观念和方式，就等于把握了人物用事的总法则，在具体的情节（用事）过程中，人物处理每一件事，面临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又有其现实具体的态度和方法，而这又与人物独异的心理特征和个性特征有很大关系。比如林黛玉的“愁”，根本地讲是一种感伤或幽怨，这固然与她的家世、境遇以及周围不断发生着的悲剧有关，最根本的却是一种先天禀赋的聪颖高慧与身体的病弱不堪造成的特有的病态心理，这种心理有诗意的一面也有疑惧痛苦的一面。由于这种诗意，她常常感应秋窗雨夕、流水残红，有一种伤春惜时、悲天叹命的情怀；也由于疑惧和痛苦，又不免阴鸷乖戾，极其厌倦尘世、憎恶庸俗，并常常以她的伶牙俐齿予以无情的嘲弄和揭露。正是由于这种特有的心理特征──所谓情怀和态度，使她超越了封建闺秀的观念和贵族小姐的行为方式，在许多时候表现了少有的令人感动的真诚。
研究心理，还包括在具体场合、环境和情形下，人物符合其性格特征的具体心理内容的研究。比如薛蟠这个形象，从来都是骄横跋扈、粗俗愚蛮的。但是宝玉挨打后，连薛宝钗在内的人都怀疑甚或认定是他挑唆的结果。他自然是受了冤枉的。小说写了薛蟠受了冤枉之后的不服和反抗，写了向妹妹认错，其实是含蓄地反映了薛蟠自暴自弃的自卑心理，和原本是憨直无文的心性。他使我们看到，薛蟠的坏更多的是封建特权家庭放纵和怂恿的结果。
总之，心理分析要注意人物之间的利害关系、把握人物的情绪、性格、教养、经历乃至更多更细的外部和内部原因，做到入情入理，自然真实。只有深透把握心理才能真实地塑造人物，真实地演进情节。
（二）形式抽象
形式抽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小说叙述模式的提取和选择；一是现代小说象征结构及心理形态的提炼和描述。下面分述之。
1．叙述模式
从贝尔“有意味的形式”到叙述模式的路径，是一个从终极实在走向现象此在、逐渐进入文本建构的过程。“有意味的形式”与叙述模式的关系是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可以说，作为艺术最高抽象的那个“有意味的形式”落实到具体艺术文本的建构时，就表现为反映着主体审美理想和价值趣向的、对于题材的独特叙述。这种独特叙述小而言之与主体的思想背景、叙述策略及叙述角度有关，大而言之与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以及艺术传统的积淀和阐释有关。一个叙述模式的形成，既不是一般写作技巧的固态化，也不是偶然写作灵感的具像化，它反映着主体对于题材的社会政治文化功能以及艺术的当前思想文化潮流的理解，它既是相对稳定的，也是非常鲜活的。
叙述模式则是从千千万万的小说叙述现象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一种叙述结构。比如故事式这一模式，它就是超越了具体题材、结构、表现手法等具体文章技术层面的特殊性而反映着把题材处理成一个起伏波澜、曲折有致的故事──这样的思路。而《孔乙己》和《装在套里的人》是两个无论如何也不能简单相比的篇子，但是它们同属于细节拼对式，亦即把题材处理成一堆足以表现人物的细节，在细节的串联过程中隐现一条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线索。在这个层面上，叙述模式成为最初意义上的文章类型。这个类型从基本框架上规趋了小说技术的运用和操作。比如，一旦进入细节拼对式就意味着情节的淡化和人物心理的隐蔽，更多的则是细节的选择和提炼，等等。那么进入故事式，也就意味着情节的强化、人物性格的凸现，以及情节和人物演进过程中动作性的特别强调。在这个层面谈叙述模式，只能显现体裁特征和结构方式，只是一般技术的操作性表述，最终落实为一个曲折有致、繁复生动的故事链，所谓情节。
当然，问题并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