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周自女皇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然后国家一切事务就照常运行。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高爽。
“尚书左仆射”高爽数年前就出任过一期宰相，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高爽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杨钜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大步走出行列。
杨钜指着高爽对众臣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高爽万万没有料到平日和自己井水不犯的中书舍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语塞，气得脸色通红，心中愤怒，更加坚定了自己为君尽孝的念头。
于是，当朝中群臣召开会议讨论丧礼问题时，高爽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先唐高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本朝也按此例。先帝遗诏虽然说三日释服，但为人臣子，但克尽孝道，所以老夫认为：臣子应同太子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高爽是顾命七大臣之一，现在幼帝还小，顾命大臣自然权责更重，他的话虽然很多人不赞同，但也不好出言驳斥。
而“中书舍人”杨钜却似乎和这老头对上劲了，不依不让道：“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高爽气愤，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道：“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官吏”：官、吏，官指官员，吏指胥吏，也就是普通办事人员，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称呼。）
杨钜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高爽说不过“牙尖嘴利”的杨钜，只能表忠诚道：“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杨钜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左仆射”高爽刚刚被先帝委以重任，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挑战自己威信的态度，而杨钜誓死捍卫自己的“言论权”，也摆明不能赞同高爽的顽固。
余下朝臣表情不一，心中各有思虑，除高爽外，其他六位顾命大臣：“中书令”窦刚在念宗临朝时便为第一宰相，位高权重，如其开口，必能平息干戈，但杨钜乃是窦刚女婿，如果赞同杨钜之意，别人会说其徇私护短；如果赞同高爽，贬斥女婿，自己的权威必会受到打击，以后还何以服众？
其余几位：除了还远在北疆的兵部尚书加“同平章事”武宗元外，都是老谋沉稳之徒，在此政治动荡之际，不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能看得窦刚和高爽拼个两败俱伤，或许还会有人高兴。
既然旁外众人都没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想法，高爽和杨钜的争吵自然不可能有结果，会议结束后高爽立即上表皇太后，认为“中书舍人”杨钜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小太子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杨钜为国事不避嫌疑而勇于谏言，却无奈碰上了高爽这个守旧的老顽固，这种事情闹到台面上，吃亏的当然只可能是年轻气盛的杨钜。
太后接到高爽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这个杨钜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太后虽然认为高爽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再者杨钜又是窦刚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以后自己这孤儿寡母还要依仗人家出力辅助，不能一下得罪死了。
因而最后的朝议是：贬杨钜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御旨将他贬为洛阳少尹(而这便不能称之为贬了，只能说是平级调换)，而丧礼依照二十七日旧制施行，另外又参考了窦刚等老臣的意见后，否定了高爽提出的为先帝举丧取消今科新官员授职的建议，等到丧礼完毕，马上责令吏部尽快完成官员选授工作。
朝廷中一番激烈争论，终于表面上归于平和，高爽似乎是占了便宜，心中却有些惶惶然，毕竟他的本意不是要和“强宰相”窦刚过不去，但不管如何，这个过节似乎已经是结下了。
丁晋应该感激“中书舍人”杨钜，如果没有他的勇于献身，或许朝廷真会依照高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