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美洲金银作为外生货币流入西欧，导致商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并推动了制度变迁；由于创新的制度有效保护了当时最具生产性的阶级的产权，长期经济增长便由此开始了。历史资料表明，被我们视作刺激西方起飞的，具有历史偶然色彩的外生货币也冲击了当时的中国市场，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本节中，我们将考察晚明时期，以海外贸易途径到达中国的白银数量。白银资本投入国内市场后，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商人阶级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着财富的膨胀而明显提升。
1．晚明中国的“银荒”与海外白银的输入
白银在明朝中后期逐渐成为中国的主导货币，有其独特的原因和历史机遇。由于自身银产量的匮乏，白银在前朝从未扮演过主币角色。两宋铜钱大行其道，元代又是纸币的天下。明朝初期，政府借鉴了元朝的币制，力推宝钞，强制其作为主导民间交易和赋税的合法货币。为了避免其他形式的货币与宝钞竞争，统治者在扼令禁止金银在市面上流通①的同时，还有意将铜钱的铸造量控制在很低的水平，甚至数十年不铸一钱②。旧钱逐渐在库中被自然磨损、侵蚀。在现代国家信誉未曾有效建立之前，纸币滥发和恶性贬值是可预见的结果：宝钞渐渐失去了货币的意义，在实际流通中被人们所废弃③。到了成化、弘治年间，即15世纪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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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洪武三十年三月禁用金银：“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1425年，禁止金银交易的法律叉被重申，并对违法者处以高额的罚款。前引自《明实录》卷一。五；后转自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2001，第83页。
②明帝为推行宝钞，避免铜钱与之竞争，曾常年停铸，甚至下令禁用铜钱(如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以“钞法沮坏”为由“禁用钱”。《明史》卷三，《太祖高帝纪三》)。明朝276年间，政府铸钱仅仅40次，建文、惠帝、洪熙、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年间似乎都没有铸钱，其中1433年以后竟有70年无铸钱的记录。据黄仁宇的估计，整个明代的铜钱产量只有80亿文，这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总数。全汉升也曾估计，全明铸钱“一共不过千把万贯(按1贯＝1000文换算，即几十亿文)”。根据北宋的经验，要想保证货币供应充足，国家必须保证每年要铸造20亿到30亿文铜钱。明代铸钱数远远没有接近这一水平。而且，所铸之钱的总数并不等于国内流通总额，因为许多铜钱流到海外。明代铸钱之少从日本的挖掘情形也可得到佐证。日本自唐宋以来，一直到明朝中叶，不断地输入中国铜钱。中川近礼根据常陆国井村等处所发掘的古钱，发现明钱只占发掘总量的7.3％。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2001，第89、421页；彭信威，1965，第640—641、650—651页；全汉升：“自宋至明政府岁出入中银钱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第364页。
③明代宝钞的年发行额常常相当于年收入的数千倍。从l5世纪早期，宝钞的通货膨胀已经失控。1425年，宣德皇帝继位时，宝钞仅仅相当于其最初价值的1／4到1／7；1488年，政府公认每钞1贯折银0.003两(洪武时期规定宝钞1贯＝白银1两)，只是原来价值的大约1／333。1535年，宝钞1000贯折银4钱，白银对宝钞涨成了2500倍；1618年，宝钞对白银上涨了10000倍。宝钞在民间失去信任，1489年之后政府再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以使宝钞获得普遍接受。参见谭文熙：《中国物价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2001，第82—83、86页；彭信威，1965，第667—676页。
年代到16世纪初期，民间开始大量使用白银作为交易手段①。嘉靖、万历时期，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国家收支也已大部分用银。此时，不仅“钞久不行”且“钱亦大壅”，整个社会经济“益专用银矣”②。可以说，白银先是在宝钞和铜钱的生存夹缝中被“逼”到历史前台，之后又随着较为充足的海外供给而被彻底巩固为主导货币③。
自晚明中国与欧洲通商以来，中国白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于海外来源，本国产量不再重要④。但在宝钞退出流通领域之后和海外白银流入中国以前的“真空”时段中，货币市场不得不依靠国内银矿产量苦苦支撑。虽然明代矿银的经营较之前代更为积极⑤，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展，以及自身资源的局限，中国自身银矿的储藏与开采、冶炼，已远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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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传统观点，正统元年(1436)被看作是白银化的开端，标志性的事件是英岽“弛用银之禁”，而后“朝野率皆用银”(《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钱钞》)。但是傅衣凌．万明等学者对大量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