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所使用的通货进行分析，发现白银的普遍使用是从成化、弘治时期开始。具体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251页；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9～51页。
②《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钱钞》。
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白银替代宝钞的过程也是“良币驱逐劣币”之过程。事实上，“良币驱逐劣币”更加符合一般性规律。“格雷欣法则”，或日“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的威立具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即硬币按照面值而非重量或成色进行流通，其过程中已经将国家信誉包括其中。“格雷欣法则”最早由英国人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1579)提出，它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某种硬币的金属价值高于其流通价值时，这些硬币将会被熔让掉或被输出本国。在价值相同的所有硬币的流通价值逐渐降低时，最先高于流通水平的是那些金属含量最高的硬币，因而它们最早被逐出流通领域；继而被逐出的是金属含量次高的硬币，最后留下的是金属含量最低的所谓“劣币”。参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叶元龙、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3—65页；彼得·纽曼、默里·米尔盖特、约翰·伊特韦尔编：《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二卷，胡坚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格雷欣法则”词条。
④粱方仲：“明代银矿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页。
⑤同上书，第90页。
满足日益增加的硬通货流通的需要。随着正统以后银产量的锐减①，“银荒”局面在所难免。梁方仲整理了《明实录》中记载政府银课收入的资料，并制作了详细的表格。我们根据该表计算出，1390年至1435年间的全国课银量为7446512两，年平均16万两左右；1436年至1520年间总量为3849982两，年均收入4.5万两②。全汉升估计，明政府每年银课收入约占银矿总产额的30％以上③；基于这个税率，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明初到1520年国内产银一共3000多万两。吴承明认为1463年以后，由于定额课银的数目根本无法完成，所以《明实录》中记载的官矿所纳银课约等于(甚至低于)每年实际的银产量。若按照这种说法，明代国内银产量就更小了，甚至可能只有1000余万两。16世纪中叶前后，出现了“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的现象④。矿税使四处搜刮银货、随处皆矿的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市场上白银的供不应求。据全汉升估计，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⑤，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白银紧缩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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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汉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书院学术年刊》，l966年第9号，第245—246页；梁方仲：“明代银矿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1989，第121—124页；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697—747页。
②梁方仲：“明代银矿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1989，第120—124页。其中1487—1519年的统计包括课金额数，但金产量很少，故可忽略不计。
③全汉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年12月，第149页；“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6年第9号，第256—259页。
④《明史》卷二一四，《勒学颜传》。
⑤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新亚学报》，1967年第8卷第1期。第157—186页。
美洲银矿的意外发掘解决了中国当时的货币饥渴问题。从隆庆五年(1571)开始，大量的白银开始以贸易出超的形式从海外流入闽粤两地①。它们中的一部分来自日本，一部分直接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另一部分则通过菲律宾中转地，被马尼拉大帆船直接从西属美洲运到中国②。
仅从马尼拉这条途径流人中国的白银量就已相当可观：据全汉升估计，崇祯(1628—1644)年间，平均每年有200万比索③左右，约合144万两白银入账中国④；阿特韦尔提供的数字比全汉升估算的数目更高些，为每年228万比索至344万比索，合银164万至248万两⑤。根据王士鹤提供的数据，自1571年至明朝灭亡(1644)的70多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人中国的美洲白银大约有5300万比索，合3816万两⑥；彭信威给出的数字更在王士鹤之上，他认为6000万比索，即4320万两还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而已⑦。从有据可考的白银流入总量看，梁方仲认为，由万历元年(1573)至崇祯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