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⑧。这都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理论创造能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邓小平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⑨中国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国外来的压力，主要应该归功于毛泽东。
邓小平十分恰当地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⑩对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中国革命是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1949年的胜利的。所以邓小平又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1956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1953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里所说的过去少走了一些弯路，可能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教训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和苏联不同呢？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具体提到下列几点：第一，“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第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目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第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也没有。”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第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第六，“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指“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的问题——引者)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在党内告诫，绝不要学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系统，脱离各级党的领导的“安全”机关。第七，“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里所说的“有些国家”指谁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是和接受苏联的教训有关的，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那种也是过分偏于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的倾向，不足以动员国内外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设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无不是这样以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弊病，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一般都以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的模式做。
当然，知道要避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企图走另一条适合中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