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郑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
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
正其体，於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
其於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
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
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於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
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
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
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
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
《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
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创条发例，钜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
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絜长
较短；亦未尝欲后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
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钜儒，不善作雕虫
篆刻耶？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宠百家者，惟创例
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若其事实之失据，
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后，未经古人论定；或当日所据石室
金匮之藏，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属，不尽亡佚；后之溺文辞
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今之议郑樵者，
何以异是？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
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
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
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
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
实有据，转觉贤於迁、固远矣。
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
公《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
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
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
於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扬其间，
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
焉，岂不诬哉？
○答客问上
癸巳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
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
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
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因作《答客问》
三篇。
客有见章子《续通志叙书后》者，问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轻议，则既
闻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杀，其推论所及，进退古人，多不与世之尚论
者同科，岂故为抑扬，以佐其辨欤？抑先生别有说欤？夫学者皆称二十二史，著
录之家，皆取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区为正史一门矣。今先生独谓唐人
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焉。岂晋、
隋而下，不得名为一史欤？观其表志成规，纪传定体，与马、班诸史，未始有殊。
开局设监，集众修书，亦时势使然耳。求於其实，则一例也。今云学者误承流别，
敢问晋、隋而下，其所以与陈、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
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