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
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
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
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
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
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
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若
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
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
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於专门著作之伦乎？
《易》曰：“敬非其人，道不虚行。”史才不世出，而时世变易不可常，及
时纂辑所闻见，而不用标别家学、决断去取为急务，岂特晋、隋二史为然哉？班
氏以前，则有刘向、刘歆、扬雄、贾逵之《史记》，范氏以前，则有刘珍、李尤、
蔡邕、卢植、杨彪之《汉记》，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不用纪传之定体？然
而守先待后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
断如也。溯而上之，百国宝书之於《春秋》，《世本》、《国策》之於《史记》，
其义犹是耳。
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
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举之程式，胥吏
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於古人，标一法外之
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猵狙见冠服，
不与龁决毁裂，至於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
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
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於器，实不足而竞於文，其弊与空
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
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
○答客问中
客曰：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
殷之礼，夫子能言，然而无徵不信，慨於文献之不足也。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
而笾豆器数，不为琐琐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欤？马氏《通考》之详备，郑氏
《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独取其义旨，而不责其实用，遂欲申郑
而屈马，其说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当；经传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读古人之书，不
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於一隅，则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天
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经》
之於典籍也，犹天之有日月也。读《书》如无《诗》，读《易》如无《春秋》，
虽圣人之籍，不能於一书之中，备数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为典要”，而
《书》则偏言“辞尚体要”焉。读《诗》不以辞害志，而《春秋》则正以一言定
是非焉。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讬熊蛇鱼旐之梦，以纪春王
正月之令，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献徵信，吾不谓
往行前言可以灭裂也。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於约，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
可概以成说相拘也。大道既隐，诸子争鸣，皆得先王之一端，庄生所谓“耳目口
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见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
窥泰山。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则可矣；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其可乎？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讬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
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
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