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郑灭许，以许男斯归。”而哀元年书“许男与楚围蔡。”
夫许既灭矣，君执家亡，能重列诸侯，举兵围国者何哉？盖其间行事，必当有说。
《经》既不书，《传》又阙载，缺略如此，寻绎难知，其所未谕十也。
案晋自鲁闵公已前，未通于上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
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晋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
斯则闻事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它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
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亦阙。故宋飞六鹢，
小事也，以有告而书之；晋灭三邦，大事也，以无告而阙之。用使巨细不均，繁
省失中，比夫诸国史记，奚事独为疏阔？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
文。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者乎？其所未
谕十一也。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
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
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
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其所未谕十二也。
凡所未谕，其类尤多，静言思之，莫究所以。岂“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
者欤？将“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诸谢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
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榷而为论，其虚美者有五焉。
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
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
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
石于宋五。”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
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阙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
用心，斯又不可得而殚说矣。而太史公云：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
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其虚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执滕子而诬之以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
皆承告而书，曾无变革。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戒，其
义安在？而左丘明论《春秋》之义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善
人劝焉，淫人惧焉。”其虚美二也。
又案，《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
“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
《春秋》。”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南史执简而累进，又甯殖出君，而卒之犹名
在策书。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捨者矣。自夫子之修
《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
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
其虚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虽有成例，或事同书异，理殊画一。故太史公曰：“孔
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罔，而褒
忌讳之辞也。”斯则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孟子云：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虚美四也。
又案，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
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固云：
“仲尼殁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其虚美五矣。
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语曰：“众善之，必察焉。”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寻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众善而不察，同尧、舜之多美者乎？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
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