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
也，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
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何以言之？盖
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
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而谯周撰《古
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
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
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如
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而干宝撰《晋纪》，至天
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
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左传》云：“邢迁如归，卫
国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
相怨。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
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
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
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
“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
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
“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
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
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夫上
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至令狐德棻
《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
干作仪同面向我也。’”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
邪？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虽则为让，非让道也。”
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如向之诸子，
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欤？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
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
似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犹孔父贱为匹
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
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
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故《左
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
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
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
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
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
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见其字。苟前后互举，则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