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那个狂乱的夏天余彬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心里都热血沸腾烧得厉害，都想到天安门广场喊一嗓子，都有好多的话想去跟国家领导讲。玉芳在街上找到正在跟着一大队学生喊口号的余彬，一把扯住他：
“彬伢，我听老乡们讲你现在一天到晚就知道去忙游行的事情去了，我觉得这样不好罗，以后分配工作又不会看你上街的时间有多长的。”
“那是你们姑娘伢这样想，我们男生就绝对不会这样想，”余彬用带点嘲笑的口气说。
“……我是怕你出事！”玉芳一顿脚。
“谢谢玉芳姐，你又不是太平洋的警察，管那么多搞么子哦？”余彬接过玉芳的稿费扔下她就跟着游行的队伍走远了。
对玉芳的那些话余彬当然不得会放到心上去的，如果是那个荆州女孩说，他可能会考虑一下。
木生每个月都会寄钱给他，但是钱不够用。余彬感觉自己好像永远都吃不饱饭，他的胃让他在心理上总是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妈妈的病时好时发，余彬写信让家里不要寄钱给他，但是木生还是会给他寄钱。寒暑假余彬也不回家，自己跑到武汉的一些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挣点学费生活费。
下了课，别人拿起饭碗就往饭堂里跑，余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心早就跑到饭堂去了，但是去了后就只能站在一边看着别人在那里狼吞虎咽。他每个月都是计划好了的，一餐吃几两饭几毛钱的菜，一天吃多少，这样就能吃一个月，但是肚子对他这个计划不合作。
这时玉芳的声音就在他耳朵边响起来：“余彬，你要是没得钱用的话就到我这里来拿哦，我用钱蛮少的，老用不完。”
他心一横，真的跑到华师找到玉芳：“玉芳，借点饭票我罗。”
玉芳马上就递给了余彬100块钱。
“吃完了就到我这里来拿罗，我每个月的饭票都吃不完的，听到么彬伢。”
“我晓得的。”余彬不喜欢玉芳这种老是在他跟前充姐姐的口气。
有些东西好像是老天安排好了的，老天让占元的姑娘这么爱我，余彬厚着脸皮这样一想，心里就好受了一些。余彬想反正占元的钱来得不正，不用白不用！
这天余彬去华师找玉芳借钱经过门卫室的时候，正织毛衣的宿管员也没拦他，玉芳下楼来接他时都跟那女人说余彬是她哥哥。
走近玉芳寝室的时候，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声音不大。
“玉芳，你咋不去吃饭？又在给你那个弟弟省钱啊？”是那个长得有点胖的河南女孩。
“我不想吃，又不饿。”
“你是不是在减肥啊，有什么好减的，你其实又不肥，老娘我这个样子，刘兵还不是把我当个宝样的，天天买苹果给我吃，我吃了苹果照样吃饭去！再饿也不能饿自己！……”那女孩一口冒着大葱味的河南口音，咔嚓咔嚓边吃边劝玉芳。
“我……我这个月饭钱给我弟了，他老吃不饱。”
“我猜就是！给，吃个苹果！姑奶奶你看你这两天饿得都变了形咧！”
余彬像个小偷样蹑手蹑脚走了。他这才知道原来他的生活费有好多都是从玉芳的牙缝里省下来的。晚上余彬在恶梦中惊醒，大汗淋漓，坐在床上发痴。他就想起多年前他在草堆下犯下的强奸罪，想起栀子树下文凤跟占元叠在一起时两个肉体中间露出的金黄色阳光，玉芳那个下午挣扎起来蹒跚着跑回家去的背影。这些回忆像毒瘤一样慢慢地跟着长大，他割不掉，根本就不知从哪里下手，除非他去死，他当然不会真的去死。况且他死之前，起码占元要先死。最后余彬痛苦地对自己说，我没什么内疚的，她是占元的女儿，她又不是我妹妹。
“你这样搞真的有点卑鄙咧，你又不爱人家，却老用人家的钱。”寝室老大骂她。
“……那我有什么办法，她天生是个骚货。”余彬很平淡地扔出一句。
想想占元，再想想文凤和走路一拐一拐的木生，余彬就觉得自己有理由心安理得了。
玉芳打电话给占元说余彬的诗写得不错，想替他出一本诗集，占元在电话那头说：
“出那个东西搞么事哦？吃饱饭就行了。”
经不住玉芳缠，占元还是把钱给玉芳寄过来了。玉芳偷偷把余彬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文学刊物《摇篮》上的那些诗拿着去了一趟印刷厂，她准备把它当作余彬23岁的生日礼物。
1990年7月余彬和玉芳正式毕业。毕业前余彬只做了一件事，跟天鹅的镇党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因为不知道书记姓氏，他在特快的信封上加了两个字：书记亲启。
这个时候叶欢容已经不在城关镇政府当小小的通讯员了，他进中共雁城县委机关报《雁城报》社当了名记者，虽然还只是个临时工，但足已让他欣喜若狂了。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玉芳的一点功劳——她给叶欢容编发在《摇篮》上的那两首诗起了一些作用，报社社长刘明秀以前也写过“太阳出来红通通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之类的革命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