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百姓们实有多少合法土地，被地方豪强们藏匿不报或贪占了朝廷多少土地，也都记录在案了，贪占的先不算，仅隐匿不报的土地就有一百四十七万顷，偷税的有八十万顷，对吧？有了这些数据，税赋征收、乃至税赋改革就容易的多了。”
成绮韵抿嘴一笑道：“大人列述了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试行的比较合理的税赋方法，比如如应天府施行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这些税赋方法大多改变了传统的实物税赋，改以折银上缴，既方便了朝廷征收、运送和保管，也没有了这些环节中保管不善造成的损耗和霉变。
不过我觉得这些方法里，还是你提及的“一条鞭纳税、摊丁入亩法”最好，实行此法，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既不减额，也不增赋，没地的贫民不用纳税，而豪富之民不能多得，徭役公平，就不会有人再哀叹不均了。”
杨凌点头道：“对，而且以银两代实物役、力差役，扩大了货币的流通，削弱了人身依附。商贩和工匠获得了较大自由，这对工商发展至关重要”。
这一条，杨凌同朝中一些大臣暗中商议，也获得了他们的赞同。“一条鞭”法。保证了朝廷税赋的稳定，不会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直至破产造反。加强了工商发展，有地农民乐于种地，城中富户乐于买地，又不会过多触犯权宦土豪地利益，免得引起地方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心血前功尽弃。
一条鞭法使官员难以再利用税赋贪污，减轻了贫民负担，增加了朝廷岁入。而且是在权宦豪绅们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这是比较务实地改革策略，要是真的头脑一热，想搞一刀切的还地于民。打土豪分田地，那自已就得先拉起一支队伍上山打游击去了。
两个人越说越是开心，杨凌心中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他兴奋地道：“说的很好。现在焦阁老、杨一清他们应该已经下了衙门，我去城里瞧瞧。和他们商议一下，这两日就呈进给皇上”。
杨凌只顾高兴，却没注意所谏未受重视的阿德妮的幽怨。瞧着他匆匆起身离去，阿德妮更是一脸落寞……
“皇上其实已经看过了这些条阵，正式上书不过是给天下一个讯号，一个改制的讯号罢了。本国公负责清剿流匪，安置流民，在地方上所见所历，深知不能使国富兵强、百姓乐业，则贼剿无止境，而不能革除弊病、推行新政。就不能富国强兵。
当今皇上年轻，正欲有一番大作为，各位大人都是柱国之臣，还请尽心竭力、各抒已见，咱们对这些谏疏最后再推敲一下，以便使新政能够顺利施行。刘大人，你有什么看法？”
杨凌环目四顾，朗声说道。焦芳府上，几位受邀的大人围席而坐，正在就改革新政做最后的推敲。
端上台盘地永远是做好了的菜，一件政策的推行和决策，无不是事先详细地调查、研究、各方面势力的平衡、协调之后的结果。就象现在，杨廷和与杨一清不合，但他的势力在内阁中占了两席，对决策的施行有着举足轻重地作用。
尽管敲定的吏治改革对内阁极为有利，不会触及他的权益，反而有所加强，但是事先瞒而不谕，把他排除在外难免要让他产生隔阂，所以杨凌把户部尚书刘忠也请了来。他是杨廷衙地人，他在，就等于随时把他议定的事情告诉了杨廷和。
这样刘忠说出来的意见，大家心照不宣，自然知道那就代表着杨廷和的意见，所以杨凌说完，首先瞧向他，想知道大学士杨廷和、梁储的意见。
刘忠谦和地一笑道：“下官在翰林院时，只知激扬文字、抨击时弊，对一些视而不见无人去改的弊政存在感到不可思议，只以为是朝官不务正业、贻忽职守，直到做了这户部尚书，有心无力，举步维艰，才知道积弊已深，非大刀阔斧难奏成效。
目前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北方鞑靼、西有青海皆有异动，哈密驻军进退两难，南方土司争权夺利，改制革新迫在眉睫，下官是深为赞同的。”
这就是权力分配的结果了，如果不然，纵然杨廷和心中赞同，难免也要加以刁难，杨凌闻言甚是喜悦，只听刘忠道：“下官只有一个建议，巨绅财主们贪占的田地，可以迫其退还分发农民，此外他们固有地土地不管有多少、包括那些瞒税未报的田产，只能加强管理，给予征税罚款，而不能没收分给青民。
一条鞭法，对于有地贫民有极大好处，但是却不及于无地农民，流民是祸乱之源。又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下官以为，现在工商发展、开海通海、互市通商、关东移民可以解决一大部分流民，清丈出来的贪占土地返还可以解决一部分。
此外，就要请兵部陆大人多费心了。兵制改革，卫所撤消，要注重清理出来的军田屯田的清丈管理，这大片土地还可以安置一部分流民。到那时，纵然还有流民也数理有限难成气候，除非出现巨大地天灾人祸，而朝廷无力赈济，否则再也不会出现一人登高一呼，万众响应造反的局面了。”